突然想到之前高拱的信，還未來得及細看。眼下，心情煩悶，我打開高拱的信，想轉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高拱在信中憂心忡忡地說，他在鄉裏，深感風尚人心已大變，慨然於風俗之移人。無論民間抑或官場，去儉崇奢，唯錢是逐！他寫道：“甚哉，風俗之移人！聞之長者，國朝洪武、永樂不必說，既是弘治、正德間居官者，大率以廉儉自守，雖至極品，家無餘資。嘉靖初，始有一二稍營囊橐為子孫計者，人猶其非笑之。至邇年來則大異矣！初試為縣令，即已買田宅，盛輿販金玉玩好，種種畢具，甚且以此被譴責，猶恬而不知怪也！長此以往，則社稷可憂！而最可憂者，是麵對此狀，士民安然，居廟堂者亦不思振作，以維持為施政之要！非壯士斷腕，大破常格，銳意求治，無以扶大廈之將傾！”
讀著高拱的來函，心中越發悵然！是啊，麵對此等風氣，平常人作談資可也，發陣感慨可也；然則，我輩位在中樞、名列宰輔，豈能安然處之？可是，時下的朝廷，無論是皇上還是當國的徐階，能夠振作嗎？
徐階那忠厚長者、為國操勞的勤勉正直親切的形象，在眼前晃來晃去。於私，徐階是我的恩師，官場的靠山，情過父子；於公，他是文官的領袖，當朝的執政，忠謹坦蕩。可是，這樣的人一旦到了無人企及的高位，他曾經竭力反對的事情，竟然會在不知不覺間重演。當年，嚴世蕃伏法，舉國歡慶，徐階在一次講學時還特意諄諄告誡在場的數百名中外官員，物必自腐，爾後蟲生。不要以為嚴氏惡黨已倒，就政清吏明了，務必時刻以嚴氏覆轍為戒，還楬櫫“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作為家訓。言猶在耳，子弟親故，卻利用其權勢，橫行不法！這是為什麼？
突然覺得對不起高拱來。倘若高拱當國，麵對此等局麵，該是何等作為呢？可以想象得到，他會大刀闊斧整頓、革新！可是，他這樣一個舉朝公認的幹才廉臣，偏偏朝廷就是沒有他的立足之地！
官場腐敗如此，綱紀鬆弛如此，再也不能一意維持了，否則，社稷之舟也會像漕船一樣被那些無恥貪婪之徒鑿沉的！這樣喃喃著，汗水慢慢濕透了衣衫。
夜深了，京城陷入死一般的寂靜中。我卻沒有一絲睡意，“一定要振作，務必要整頓吏治、整頓漕運、整頓武備！”這個想法一閃出，我當即提起筆來，在端硯裏用力地沾了沾，寫下《陳六事疏》四個大字。
隆慶新朝未閱二載，朝廷中卻早已呈現出疲遝散漫的氣象。按例，早朝免朝當是例外；可是，隆慶朝的早朝卻恰恰相反，免早朝成為常例，而若進行早朝卻要宣諭周知了。起初，言官諫錚、大臣規勸，皇上置若罔聞，臣僚也隻能徒歎奈何。一旦免卻早朝，大小臣工及為其辦事的文吏，也就免去了起早貪黑的辛苦，久而久之，部院衙門從堂上官到吏員，也就樂得自在，一個個不慌不忙，稀稀拉拉，從晨曦初上到日頭高懸，路途上皆可看見大大小小的轎子忽忽悠悠地往衙門去點卯。
隻有內閣是例外。從嚴嵩時代起，內閣總是在東方微明就開始忙碌。徐階十幾年如一日，追隨嚴嵩之後，起早貪黑已成習慣，當下又執政當國，政務繁雜，也就更加勤勉，每每在天還未亮，就已到閣當直。
可是，這天，已是辰時三刻了，徐階仍未露麵。
“元翁未曾說今日休沐，何以尚未到閣？會不會染恙？”我疑惑而又擔憂地說。
李春芳恬淡地坐在那裏，悠遊地喝著熱茶，見我問起，便放下茶杯，不緊不慢地說：“數日前靈濟宮聚眾講學，凡百數人到場，元翁實主其盟，然因元翁當直不克赴會，就命春芳代為主持，會中散發了元翁所著《明道先生定性書》《為官須先識仁》二篇，與會者諷詠而商榷之，即各出所見，就正於元翁。適才春芳已到元翁直房看過，方知元翁二更即起，一直在直房對所呈文稿細心批示。”
“喔？原來如此，遺憾的是，居正未能躬曆其盛啊！”我用嘲諷的語調說，心裏的火氣不住地向上升騰。講學，講學！在堂堂的內閣首輔的心目中，講學比軍國大事還重要？我不得不拿過幾案上的文牘，來掩飾幾經壓抑還是流露出來的不快。幾案上的文牘堆積如山，各省督撫、京師各衙門大小官員的條陳；言官諫諍皇上、彈劾官員的奏疏，各邊鎮的塘報、羽書，上官參劾或者保薦下級的奏疏，都分類擺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