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轉奏宣大告急的塘報，就放在我的麵前。俺答的大軍，占得勝堡，陷石州，略文水、交城、介休，隨後掉頭向東進發，大掠昌黎、樂亭、撫寧，前鋒已然到達灤河。
自嘉靖三十一年馬市開而又關，北方的韃虜就與國朝處於戰爭狀態。韃虜年年月月不停地侵擾北邊，並屢屢深入腹地。隆慶元年二月，韃虜犯廣寧，三月攻遼陽，五月攻大同，六月攻朔州，邊將的塘報，不斷飛向朝廷。兵部也好、內閣也罷，近乎束手無策。此番韃虜橫行無阻，兵鋒已近肘腋，著實令人焦慮。
我在文淵閣裏焦急地踱步，邊思忖對策，邊等待著徐階的到來。
“甚好！”徐階興致勃勃地舉著一疊文稿，臉上掛著滿意的笑容，邊走邊說，“皆得心學之精髓矣！”
“元翁！”我把兵部的奏疏遞過去，開門見山說，“韃虜屢侵，邊鎮多事，羽書旁午，學生再三思維，目下禦北之計，莫過於改易北鎮將帥。”
徐階正在興頭上，聽我如是說，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坐在那裏，若有所思，緘默不語。
“把戚繼光調到北邊鎮守，或可期有效之防禦。”我繼續說，語氣充滿堅定。
“此事固然當行，”徐階捋著胡須，緩緩道，“然則，科道對戚繼光多有論議，言他刻薄嚴酷，行止有虧。今若征調北來，勢必又是一番論劾，調，則逆輿情；不調，則損朝廷威信，政府豈不陷入進退維穀之地？”
“元翁所言極是！”李春芳附和說，“所謂戚家軍，軍法確屬嚴酷，作戰不力而戰敗，主將戰死，所有偏將斬首；偏將戰死，其轄所有千總斬首，千總戰死，其轄所有百總斬首；百總戰死，其轄所有旗總斬首；旗總戰死，其轄隊長斬首，隊長戰死，全隊十名士兵全部斬首。聞之令人不寒而栗啊！為官須先識仁，這是名教的精髓，嚴酷之法，畢竟與名教不符。”
我沒有理會李春芳，對著徐階說：“元翁，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開言路、集眾議是對的，但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朝廷要做某事，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憎交惡，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短流長，常常左右為難，虛曠歲時，成功難睹。以學生愚見，認準的事，還是要決斷才好。”這正是我的《陳六事疏》中指出的當時官場存在的弊端之一，“省議論”，這是六事之首。
《陳六事疏》已經寫好半個月了，我一直沒有上達。二十年前，我還是一個二十四歲的翰林院編修，曾經上《論時政疏》。光陰荏苒，當四十三歲的內閣大學士，再一次提起筆縱論時政、闡述政見時，雖然依舊文思如湧，可是畢竟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青年。我沒有像當年那樣，當即把寫成的奏疏送達通政司，而是放在家裏，留下權衡的餘地。論理我是該請徐階審閱的，經過他的首肯再呈送禦覽。倘若徐階對疏文中的政見能夠認同，即有了推行的可能，否則，不僅難以推行，而且還會因此開罪徐階，這是我絕對不願意看到的局麵。但是，半個月以來，我也在時刻揣摩著徐階的心思，尋找著合適的遇合。每天無論是散班在書房讀書，還是到文淵閣當直，腦海裏都是《陳六事疏》裏的文句。每看到有司衙門的章奏、地方督撫的條陳、九邊將帥的羽書，都深感國朝積弊已久，當盡快把《陳六事疏》付諸實施，或可尋得出路。然而，我隱隱感到，徐階並不作如是觀。這，正是我的憂慮所在，也正因為如此，我遲遲沒有把《陳六事疏》呈請禦覽。可是我內心充滿危機感，每每在不自覺間，會把《陳六事疏》的一些觀點說出來。
聽了我的話，徐階眯著眼睛，看著我，歎了口氣，說：“叔大當知，國朝經曆了正德、嘉靖一個甲子，人心風俗已經大變，挽救危局，不外乎兩點，”他頓了頓，很堅定地說，“其一，欲除弊政，必正人心，欲正人心，端在教化，欲正教化，必從講學始！或問：居廟堂處公門者，皆讀書人也，對名教聖訓已了然在胸，講學何益？其實不然，今之讀書人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幹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實在是沒有掌握名教的思想精髓；是故為科舉而讀書非教化之道；而講學則不同，聽講者已經是為官之人，無幹祿之誘，純然是為了重新學習、研究名教聖訓，以得其精髓，然後可以端正為官理念，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符合名教聖訓者發揚之，不符合者摒棄之，以收正人心、清政風之效。其二，欲救危局，必致君堯舜，然後可以圖議國事，稍更弦轍，以新治理。若為君者不能恪遵帝範懿德，視名教、祖製為無物，安能苛求臣下遵紀守法呢？故肅清吏治，必先正君德。所謂上行下效，此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