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2日接見秘魯共產黨左派代表時，毛澤東說：國民黨逼得我們無路可走，隻好上山打仗。“當時我們從來未打過仗，不知道是怎麼打法。軍事對於我們是個黑暗的部門，我們不懂。但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我們一趕，隻好去打。是誰教會我們打仗的？是敵人”。
在一次與智利共產黨左派“斯巴達克”派客人的談話中，毛澤東沉痛地說：那時我們不懂得我們的同盟者資產階級會叛變……我們的同盟者，昨天的朋友，就是蔣介石和汪精衛。當時我們不覺悟，沒有準備奪取政權，沒有準備反革命會到來。結果，幾個月之間，我們的工會、農會，都被一掃而光。但白色恐怖一來，就好了。我們沒有別的出路了。過去沒有準備的，就迅速準備起來了。敵人到處抓人殺人，就教育了我們。我們中國有句成語，叫做官逼民反。
1964年6月23日，毛澤東同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談話時說：“有了共產黨以後，就進行了革命戰爭。那也不是我們要打，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要打……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遊擊。”
1964年7月，毛澤東同哥倫比亞等國客人談話，他說：“拿我來說，國民黨如果不抓人殺人，我也不會去革命。城市知識分子，就是不願意下鄉。下了鄉也不願意搞武裝鬥爭。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搞過工會工作、農民協會運動、學生運動。成千萬的農民組織成農會，有自己的武裝，叫做農民自衛隊。工人也有自己的武裝，叫做工人自衛隊。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來了一殺，把這些力量一掃而光。這就把我趕上了山。”
毛澤東向外國朋友、客人介紹中國革命的經驗，被逼上梁山是經常話題。他認為自己上山進行武裝鬥爭，根本原因是同盟者資產階級叛變革命，“蔣介石不許我活了，不許人民活了”，把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這是官逼民反！毛澤東認為這條革命經驗具有普遍的意義，它可以促使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的自我覺醒，把握自己的命運，衝破牢籠，走向自由與光明！
他們是被反動派逼迫革命的
美國著名的記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毛澤東的老朋友。1964年1月17日在北京，斯特朗與幾位美國友人一起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並進行了題目廣泛的談話。據斯特朗在《難忘的三次長談》的文章中記述，在談論了解放戰爭初期陝北戰場的情況和“一分為二”等哲學原理後，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問題：革命者是怎樣成長的？他們怎樣從失敗中學習去贏得勝利？一個革命黨應當怎樣發展它的隊伍、糾正錯誤和壯大自己的力量？
毛根據他自己的經曆回答了這些問題。他說，革命者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革命者的，他們是被反動派逼迫革命的。
“我自己是湖南省的一個小學教師。我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也從未聽說過共產黨，更沒想到我會成為一個戰士，並組織一個部隊去戰鬥。我是被迫這樣做的。反動派殺人太多。”
他用中國一部古典小說解釋了這點，這部小說的名字是《水滸》。
“每次起義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並不想去，”毛說，“但壓迫者使他無路可走。”正像毛的許多評論一樣，他是用過去的曆史來解釋自己的經曆。（於俊道 李捷：《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413—414頁）
斯特朗繼續寫道：“當他在湖南的‘秋收起義’遭到打擊之時，他上了井岡山。在那裏，他的殘部會合了朱德的部隊，在山上建立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根據地。也就在那裏，產生了中國的紅軍，並從那裏後來移到了江西的‘中央根據地’。”
在與斯特朗等人的漫談中，毛澤東重述了他的成熟了的思想觀點：革命者是被反動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義都是被逼上梁山。在這裏，這個思想無疑具有了普遍適用的意義，它可以解釋所有起義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