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特別舉到本身的例子：從小學教員到組織部隊去戰鬥，是因為“反動派殺人太多”。這裏講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情況，那時國民黨反動派於1927年“四·一二”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製造“白色恐怖”。許多共產黨人正是因為走投無路才揭竿而起，造反上山。反動派的邏輯是你造反我就殺你，革命者的邏輯是你殺人我更造反。在血與火的革命歲月裏，毛澤東的發妻、弟弟、堂妹、兒子、侄子有六人被反動派殺害了，但這更堅定了他本人與共產黨人的革命意誌，激起了他們反抗的決心。壓迫愈重，反抗愈烈，這也是一條規律。
帝國主義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
也是在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與斯特朗等人的談話中，有人提出了所謂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中立區”的問題。
“中國沒有提出這個區，”毛澤東指出，“事實上，它是存在的。戴高樂想領導這個中立區。第一個中立區包括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他們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同盟軍。第二個地區包括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加拿大、大洋（洲）國家及其他一些國家。它們的統治集團剝削人民，但就連統治集團自身也受到了美帝國主義的剝削、恐嚇、控製和幹涉。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反對美帝國主義。”
“在全世界範圍內，”毛澤東接著說，“帝國主義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現在，美國正弄得柬埔寨人民無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親王起而反抗。”（於俊道 李捷：《毛澤東交往錄》，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422頁）
“總的說來，世界形勢大好。”毛澤東充滿信心地歸納說，“拿南越來說，它雖然很小，但美國沒有任何辦法促使其人民屈服。今年，1964年，剛過去短短的十幾天時間，但我們就已經聽到了來自巴拿馬和桑給巴爾的兩聲春雷。雖然還沒到春天，但它卻表明大的風暴就要到來。”
毛澤東接著說，有些朋友勸我不要太注意巴拿馬的一些小的示威，“他們告訴我們，那是少數人示威並高喊‘美國佬滾回去’，不是一場革命，甚至也不是一場體製的變革。所以，中國為什麼有2000萬人（相當巴拿馬人口的20倍）示威表示對巴拿馬的支持？為什麼中國發表支持聲明？”
“我不同意這些朋友的看法”。毛澤東說，“我們看到，巴拿馬群眾直接起來反對美國軍隊。我們認為這有著極大的意義。任何地方發生此類行動，隻要他們需要，我們就將給予可能的支持。”
毛澤東再次把“逼上梁山”政治內容的外延擴大了。在這裏，逼人的統治者是帝國主義者，而被逼的受壓迫者則是一些弱小的國家和民族，是無法生活的柬埔寨人民，是處於戰火兵災中的南越人民……。這裏的“上梁山”，則是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反抗，南越人民的不屈鬥爭，巴拿馬和桑給巴爾人的遊行示威。毛澤東視此為震撼四海五洲的“春雷”，搖動帝國主義大廈的“風暴”！
在許許多多的古代文化典籍中，都無一例外地把農民起義軍、把革命造反者說成是“盜賊”，指斥他們的“大逆不道”，字裏行間可以聽出非要把他們斬盡殺絕而後快的霍霍磨刀聲。《水滸傳》卻橫空出世，客觀地描寫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曆史事實，“無美不歸於綠林，無惡不歸於朝廷”（金聖歎語），視上山造反者為天罡地煞，為英雄好漢！這當然是給黑暗沉重的封建黑幕投進了一縷陽光，這無疑是小說最有價值的思想內容。一句“逼上梁山”，壓迫者的不義和罪惡，鐵證如山；被壓迫者反抗的合理和正義，天經地義。毛澤東解讀《水滸傳》，深入地挖掘這一寶貴的思想內涵，發現革命運動的特點規律，並廣泛地運用到現實的階級鬥爭、政治鬥爭和國際間的民族鬥爭中來，為被壓迫被奴役者的反抗奮爭呼籲呐喊，勵誌鼓勁，這無疑是他解讀《水滸傳》古為今用最重要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