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排練已接近尾聲。這年的2月22日，延安平劇院公演《三打祝家莊》。對此，毛澤東十分高興，寫信祝賀說：
我看了你們的戲，覺得很好，很有教育意義。繼《逼上梁山》之後，此劇創造成功，鞏固了平劇改革的道路。（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369頁；白金華：《毛澤東談作家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頁）
毛澤東的這個評價是很高的，“很有教育意義”是指這個劇的教育作用和思想意義，“鞏固了平劇改革的道路”是指新編平劇《三打祝家莊》在平劇改革事業上的曆史地位。這個評論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是很大的鼓舞，是對他們進行戲劇改革成果最好的褒揚。
從思想意義和功利目的上看，如果說《逼上梁山》揭示了農民革命鬥爭的必然性，那麼《三打祝家莊》則表現了革命鬥爭的方法、政策問題。二者在內容上的連續性，看起來偶然，但它們同被視為改造舊題材舊戲劇的試驗，一個是“開端”，一個是“鞏固”，卻有一定必然性。這兩個劇都是舊形式新內容，舊材料新主題，共同實現了為現實的革命鬥爭服務的目的。所謂“新”，包括改編者本身具有新的創作指導思想，即給劇本提供新的主題思想，觀眾能夠根據現實的需要從中引申出新的教益。這樣的戲，有特殊的“服務”價值。
幾個月以後，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5月31日，毛澤東在代表大會的結論中提出“要多想問題”。他說：
一個問題來了，一個人分析不了，就大家來交換意見，要造成交換意見的空氣和作風。我這個人凡事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問同誌們，問老百姓。打仗也是這樣。我們要善於跟同誌們交談。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個集體創作，《三打祝家莊》也是一個集體創作，《白毛女》也是一個集體創作，讓自己的功勞同大家共有，這有什麼不好呢？《共產黨宣言》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兩個人合作寫的。我們搞了一個《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又搞了一個政治報告，如果不是大家都來，一個人怎麼能夠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認這一點，就是一個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來搞，這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方法。要用這樣的方法來啟發同誌的思想，去掉盲目性。（《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98頁）
在這裏，毛澤東總結了《三打祝家莊》等平劇創作的經驗，那就是依靠集體的力量，依靠大家的力量。《三打祝家莊》就是由延安平劇研究院的魏晨旭、李綸、任桂林等集體創作，劉寧一、齊燕銘、郭化若、劉慎之參加研究的。沒有集體創造，沒有大家的智慧，《三打祝家莊》不會改得這樣好，不會有這樣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由此，毛澤東發揮說，像寫作《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七大“政治報告”這樣的重要文件，一個人搞是不行的，要集中大家的智慧、群眾的智慧，這種領導方法也就是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這種領導方法可以使我們去掉盲目性，增強自覺性，把文件寫得更好，把工作幹得更好，把事情做得更好。這也是一種民主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