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說，叫做《水滸傳》。《水滸傳》寫了魯智深大鬧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晉察冀。”毛澤東還風趣地說：
“五台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
後來白求恩把毛澤東的這番話轉告了聶榮臻，並笑著對聶榮臻說：
“你這個魯智深，同那個魯智深可不一樣喲！魯智深醉打山門，把寺廟破壞了，你卻保護了五台山的廟宇。”（《聶榮臻回憶錄》中卷，第486頁）
在《水滸傳》第三回，魯智深（那時他還叫魯達）一出場，就遇到惡霸鄭屠戶欺負賣唱的金氏父女的事，他“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強行放走了金氏父女，又三拳打死鄭屠戶，為避官府追捕，在趙員外的幫助下，逃往五台山文殊寺，出家當了和尚，法名叫魯智深。智真長老為他“摩頂受記”，宣布僧家常理“三歸五戒：一要歸依三寶，二要歸奉佛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當和尚，魯智深是極不情願的。他身份變了，可脾氣未變，並不實行“三歸五戒”，依舊是原先那個秉性，依舊要喝酒吃肉，依舊要打抱不平，依舊是江湖好漢、草莽英雄。
他當了和尚後，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鬧五台山”。魯智深雖然頭發也剃了，僧袍也披了，法名也有了，但他仍未進入角色。平時“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魯智深耐不住清苦，他把“不要貪酒”的佛門清規置諸腦後，他跨出廟門，尋找他原來那種無拘無束、不忌葷腥的俗家生活。在半山亭，他攔住賣酒的漢子，咕咕嘟嘟喝完了一大桶酒，喝得爛醉：僧袍也不要了，成了“裸形赤體醉魔君”。在山門下，兩個看門的和尚攔住他，“但凡和尚破戒吃酒，決打四十竹篾，趕出寺去”。魯智深大怒，“直娘賊！你兩個要打灑家，俺便和你廝打！”不光是兩個看門的，連那些趕來增援的二三十個“老郎、火工、直廳、轎夫，全被打得鼻青臉腫，東躲西藏”。第二次，魯智深又跑下山去，喝酒吃肉，回山來鬧得比前次更凶，打傷了許多和尚，就連半山亭子、山門下的金剛塑像都打壞了，還要大罵：“直娘的禿驢們，不放灑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個鳥寺！”魯智深“鬧”了幾次，在五台山待不下去了，隻好去了東京，替相國寺看守菜園。
這就是魯智深五台山革命的主要情節，有人以為他的行為有些不合情理。其實，魯智深是封建時代的草莽英雄，他的看似莽撞的行為，具有反對封建精神奴役的積極意義，佛門清規限製了他的自由，束縛了他的個性，所以他要“鬧”：他是在捍衛自己的自由和人格尊嚴，是對那些束縛他個性自由的人和勢力的猛烈反擊。當然，他的“革命”具有破壞性的一麵。以今天的眼光看，也不符合宗教政策。可這又當別論。
聶榮臻在五台山的“革命”則完全是另一個樣子，那是一場救國救民的抗戰。他的貢獻是創建了五台山抗日根據地。這個根據地也就是指以五台山區為中心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所以毛澤東說“五台山就在晉察冀”。五台山是山西、察哈爾、河北三省邊境山脈，東北———西南走向，長約百餘公裏。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包括同蒲路以東、津浦路以西，正太、德石路以北，張家口、承德以南的廣大地區。轄北嶽、冀中、冀熱遼三區，下轄108縣，人口2500萬，麵積20萬平方公裏。抗戰時期，聶榮臻等人領導邊區軍民開展遊擊戰爭，粉碎了日偽軍的多次“掃蕩”，進行了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
以五台山為中心的晉察冀根據地的建立，對於貫徹毛澤東開展敵後獨立自主遊擊戰爭的戰略思想，對於尋找戰勝日寇入侵者的途徑，無疑是一種成功的嚐試，為全國的抗戰樹立了樣板。
在那位不僅醫術精湛，而且有著學者頭腦的國際友人白求恩麵前，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方式，表達了對聶榮臻建立晉察冀根據地的由衷讚賞之情：魯智深大鬧五台山的故事有很高的知名度，新的魯智深的故事更為出色。
博學的白求恩把兩個魯智深做了比較，他著眼於宗教政策，注意到了“前有”的魯智深醉打山門，毀壞寺廟，而“今有”的魯智深卻“保護廟宇”，而毛澤東則著眼於創建根據地的人。
毛澤東在以後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建立五台山（晉察冀）根據地的重要作用：1938年3月3日，毛澤東對陝北公學畢業同學作臨別贈言，談到中國不會亡國，中國有辦法抗戰時，他說：“城市速決戰日本可以取得勝利，鄉村持久戰是我們取得勝利。這次你們畢業後要分兩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後方發展民運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塊’裏去。也許有人怕去畫‘豆腐塊’，我們舉出聶榮臻的例子，就會不怕了。聶榮臻在五台山創造了一支二萬五千人的大隊伍（不脫離生產的還不算）。我們要把這個例子告訴全國被占領或將被占領的區域的人民，使他們看到抗日的辦法與出路。”（《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07—1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