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梁山好漢的婦女觀還受到多種複雜因素的影響。今人孫述宇先生在《水滸傳的來曆、心態與藝術》一書中做過這樣的分析：仇視婦女，著意宣揚一種女人是禍水的觀念，是“強盜文學”的典型特征。在這些強人的亡命生涯裏，對婦女必然持一種防範疑懼的態度：女人可能成為妨礙作戰行動的累贅，女人可能使自己傷身，女人可能軟化這些漢子強悍的亡命意誌，女人可能使漢子們爭風吃醋發生內訌，女人還可能和敵對勢力的男人發生情感成為內奸而出賣自己人……因此，作為強人文學的水滸故事，通過各種情節反複向這些亡命漢子們灌輸“婦女不祥”的觀念，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了。《水滸傳》是否簡單是“強盜文學”暫且不論，孫先生關於梁山好漢不近女色原因的分析是深刻的，符合600年前（《水滸傳》的做成時代）鋌而走險、造反起義的“強人”的心理狀態、倫理價值和思想素養。
魯智深出於何種具體原因“從來沒考慮到女人”，小說中沒有像寫李逵那樣有明確、具體的交待，大概總與別的好漢們的觀念差不多吧，因為那也是梁山泊時代的一種“時代思潮”哩，魯智深觀念中不可能沒有時代的印痕。
不考慮女人的魯智深當然還是英雄，他與歐洲文藝複興時期文學作品中的騎士英雄大不一樣。騎士們在漂漂亮亮救苦救難時，總是伴隨著與美女的熱戀纏綿。
魯智深是獨具特色的東方英雄。文學作品可不可以寫英雄的缺點？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毛澤東從《紅樓夢》中請出了賈寶玉，從《水滸傳》中請出了魯智深。毛澤東曾說賈寶玉是封建時代大觀園的革命者。也可以說他是個英雄吧。這兩個封建時代的英雄，對女人的態度截然相反，賈英雄“總是離不開女人”，魯英雄“從來沒考慮到女人”。毛澤東藉此說明：按照一般邏輯推理規律來說，既然人都是有缺點的，那麼英雄人物也是人，當然也有缺點：文學作品中是否寫英雄人物的缺點，毛澤東傾向於“不一定都寫”，似乎以少寫或不寫為宜：比如對待女人，曹雪芹對賈寶玉有意“誇張”，施耐庵對魯智深有意“忽略”，都是為了適應創造典型的需要。
毛澤東舉出魯智深的例子，並不認為英雄是“高大全”的，因為他承認英雄也有缺點，為了創造典型也可以寫到這些缺點。
毛澤東舉出魯智深的例子，也不是在提倡苦行僧式的英雄，不是在倡導禁欲主義，因為他同時還舉到賈寶玉，舉出了對待女人上相反相成的兩極，是“兩點論”。
他自己創作的詩詞中，如《賀新郎·別友》、《蝶戀花·答李淑一》、《虞美人·枕上》，也是對人間至愛的熱情謳歌。
魯智深可進共產黨
中共黨史上的1959年廬山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階段是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當年8月2日，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上談及幫助和團結犯路線錯誤的同誌時說：
“就路線錯誤來說，大多數都改好了。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能改好，要有此信心。不能改的，隻是個別人。我們要盡人事，努力幫助，對人要有情。對錯誤的東西要無情，那是毒藥，要深惡痛絕。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學李逵粗野。李逵是我們路線的人，李逵、武鬆、魯智深，這三個人我看可以進共產黨，沒人推薦，我來介紹。他們缺點是好殺人，不講策略，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總之，要采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至於有時候凶一點，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辯論嘛。”（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1頁）
魯智深等人“可進共產黨”，這倒是個新奇的話題。
梁山一百單八將，惟舉出李逵、武鬆、魯智深三人“可進共產黨”，這當然有毛澤東的獨特標準。也許，在毛澤東看來，水滸英雄中此三人更具革命精神，其奮鬥經曆與共產黨人的革命曆程有較多的曆史邏輯聯係，比如都是被剝削階級反抗剝削階級，都是進行武裝鬥爭，都具有革命的堅定性和鬥爭的頑強性……當然，二者的革命性質、革命目標、革命的鬥爭策略是大不相同的，有本質區別的。
在這三個好漢中，魯智深更具亮色。他是梁山義軍中最具光彩的好漢，他的俠義精神是最少雜質的，他的抱打不平是不講條件，不含個人恩怨在內的。他似乎有一種“無我利他”的精神，幫助救助弱小，絲毫不考慮會給自己帶來什麼不利和厄運。
在小說第二回，魯智深一出場便顯示出此人的大度慷慨、光明磊落。酒樓上一聽到金氏父女哭訴地頭蛇鄭屠戶的霸道行為，便立即對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裏，等我去打死那廝便來。”被兩人一把抱住好歹勸住後，又慷慨資助金氏父女，當晚回住處，“晚飯也不吃，氣憤憤的睡了”。鄭屠戶之流的齷齪行徑，在他那慷慨闊大的心地裏，無疑激起了如火的義憤，終於憤然而往打死鎮關西，並不後悔從此開始的亡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