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已經說過，李達為中共“一大”代表，且“一大”就是由李漢俊和李達二人負責籌備召開的，他是中共一屆中央宣傳主任。中共“二大”是在他家中召開的。在“二大”會上，他聲言不再擔任中共中央宣傳主任。他與陳獨秀不和，卻與毛澤東甚為默契。“二大”前夕，他應毛澤東之邀，到其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講馬列主義。“二大”之後，他與妻子攜女兒回湖南，與毛澤東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擔任了湖南自修大學校長。1923年秋，李達正式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他自認為革命實際工作不積極，但做革命理論研究與傳播，即是對黨的貢獻。中共“三大”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他不願意做國民黨員，更不堪忍受陳獨秀家長製作風。脫離中共之後，在湖南大學擔任教授，主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1927年3月，他又受聘在毛澤東主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此後，先後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廣西等地的大學裏任教，仍教唯物主義哲學。1930年夏，在上海參加了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延安時期，他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經濟學大綱》、《社會學大綱》這三部重要理論著作，毛澤東都仔細讀過，其中《社會學大綱》讀過10遍。1948年初，毛澤東發函邀他這位“發起人”回“大公司”參與“經營”。1949年5月，李達響應召喚抵北平，毛澤東派人到車站迎候，而後在香山家中與他長談。1949年12月，經中共中央批準，李達重新加入中共。按他的心願，仍從事教育工作，任命他為湖南大學校長，後調武漢大學任校長。
李達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作為著名的哲學家和大學教授，也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傳播者之一。在他的理論生涯中，他與各種錯誤思潮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胡適、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都是近現代思想界的名人和“大人物”，李達對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對梁啟超改良主義的政治主張，對江亢虎的庸俗社會主義學說，對張東蓀的社會法西斯主義，都曾經進行連砍“三板斧”的猛烈的理論討伐，從而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陣地。
毛澤東是理論興趣濃厚且理論功底深厚的政治家，十分熟悉思想理論界的情況，他在與李達的即興漫談中，諒解了老朋友、老戰友李達自行脫黨，沒有上井岡山，沒有參加長征的缺點、錯誤，公正地評價了他在理論界的貢獻和表現，肯定了他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並實際上鼓勵他繼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宣傳和教育工作上做出更大的貢獻。
李達是“理論界的‘黑旋風’”，這個比喻巧妙、形象且意義深廣。
所謂巧妙，就是兩人都姓李，名字都是單字，繁體“達”與“逵”字相像，李逵的哥哥恰好也叫李達。
所謂形象，就是李逵、李達的“板斧”都砍得厲害，而且李達還比李逵多一板斧，李達雖未能參加武裝鬥爭當“武”好漢，但他在理論界當了“文”好漢，像李逵那樣大忠、大義、大勇，且比他多了個大智，李達的筆如同李逵的板斧一樣，“劈”（批判）過胡適、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等的謬論，衝鋒陷陣，所向披靡。
所謂意義深廣，是說李達雖然未能上井岡山，未能參加長征，但像他這樣學者型的革命者，在當時的情況下，在黨外進行理論戰鬥，其作用要大些。因此，李達對這段曆史用不著“遺憾”。
毛澤東這樣評價曆史情況複雜的李達，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是公允準確的。足以為後人法。
李逵的辦法叫做“剪拂”
“共產風”是1958年“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產物。所謂“共產風”，主要是指在農村經濟生活中搞“一平二調”、“一大二公”。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隊拉平，貧富社員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上調。以公共積累的名目過多地搞義務勞動，把生產隊以至社員的一些財產無償地收歸公社所有，破壞了等價交換原則。在公社內部實行平均主義的供給製，搞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有些地方甚至商店的東西靠覺悟隨便拿，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片麵地強調“一大二公”。這嚴重損害了群眾的利益，挫傷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到了1959年春天，刮“共產風”的惡果，明顯地顯現出來。1959年春，有兩件事使毛澤東感到震驚。第一件，1958年農業生產大豐收，各省市上報的糧食數字都很大，然而有不少省市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的收購任務完不成，還說沒有糧食，這是什麼原因呢？第二件，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批判地方主義、本位主義思想，其聲勢之大在曆史上是少有的，然而在生產隊中瞞產私分現象十分普遍，生產隊長把糧食藏在地窖內，派民兵站崗放哨，保衛生產成果，不讓公社、縣裏拿走，這又是什麼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