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弄清這兩個問題，毛澤東深入調查研究，終於發現了真正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公社內部還存在著嚴重的“共產風”。毛澤東在河北、山東、河南等省的調查中，發現公社成立後，公社內部把生產隊之間的貧富拉平了。毛澤東認為，各地生產力水平不同，有窮隊和富隊之別，現在采取拉平的辦法，這實際上是一種掠奪，是一部分人無代價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成果。
為糾正“共產風”，毛澤東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主要是解決公社成立後發生的生產隊之間、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即公社內部的“共產風”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提醒大家：從小集體所有製到大集體所有製是一個發展過程。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價值法則和等價交換，生產才能較快得到發展。毛澤東又說：
人民公社正在發展，需要支持，要借錢給人民公社辦事，不要攔路搶劫，不要用李鬼的辦法。你們看《水滸傳》上那個李鬼，他叫“剪拂”，講得好聽，剪拂者，就是攔路打劫，明朝人的說法，因為小說是明朝人寫的，綠林豪傑叫剪拂。現在綠林豪傑可多啦，都是戲台上不扣衣襟的那種豪傑。你們是不是在內？《打漁殺家》裏頭的卷毛虎倪榮，混江龍李俊，他們的衣服就是這樣的。那時的豪傑打劫，是對付超經濟剝削，對付封建地主階級的。他們的口號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七星聚義，劫取生辰綱，他們有充足的理由，給蔡太師祝壽的財禮，就是不義之財，聚義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塊吃肉，酒肉哪裏來？我們也搞過，叫打土豪，那叫消費物資，我們罰款，你得拿來。……過去打土豪，我們對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確的，跟宋江一樣，現在我們是對付誰呢？我們是對待農民，能許可打劫嗎？唯一的辦法是等價交換，要出錢購買。（陳晉：《毛澤東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2—373頁）
毛澤東糾正“共產風”的“左”的錯誤，借用《水滸傳》中綠林豪傑（不論宋江、李逵抑或是李鬼）攔路打劫“智取生辰綱”的故事，聯係我黨我軍曆史上“打土豪，分田地”的經曆，劃清了一個基本界限：對待“超經濟剝削”和剩餘價值這些“不義之財”，比如《水滸傳》中梁中書為給嶽父蔡太師祝壽而刮來的民脂民膏“生辰綱”，紅軍時期的向地主土豪“罰款”籌款子，則是取之無礙；而新社會新的生產關係條件下勞動群眾所生產出來的財富，比如生產隊的農產品，社員的雞鴨狗，則是“義財”，不能“拿起就走”，不能學綠林豪傑“剪拂”的辦法。
分清這個界限十分重要，生產隊和社員的財產不是“生辰綱”，公社社員也不是梁中書、蔡太師和地主豪紳，都采用“剪拂”的辦法，豈不是混淆了時代、對象和財產性質。毛澤東指出了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現在綠林豪傑可多啦，你們是不是在內；現在公社黨委實際上是恢複蒙古打草穀的辦法。所以毛澤東大聲疾呼：不要攔路搶劫，不要用李鬼（李逵）的辦法。當然，毛澤東也指出了與“剪拂”、“打草穀”完全不同的辦法：實行等價交換原則；公社、大隊和小隊要有買賣關係，實行三級所有；勞動必須給予報酬，不能無償調動勞動力，義務勞動切不可太多。
第二次鄭州會議結束時，下發了《鄭州會議紀要》，其中規定十四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這十四句話是：“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8冊，第91頁）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的貫徹，使“共產風”和平均主義的弊端，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糾正。
完全有理由說，毛澤東以梁山綠林豪傑的“剪拂”來比喻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調”，並區分二者的異同，是形象、生動和深刻的，很能啟發人認真思考問題。他在頭腦發熱，“共產風”甚囂塵上的1958年剛剛過去的時候，很快能夠頭腦冷醒、思維清醒地分析正在發生的經濟生活現象，改變平均主義原則支配現實農村（主要是農村）經濟生活的狀況，提出並堅持較為正確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原則，則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毛澤東糾正“共產風”和平均主義的努力，還是有其曆史的進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