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毛澤東說三位梁山好漢“是我們路線的人”，並要親自介紹他們“進共產黨”，但舉他們為例，還是當成“反麵教員”來看待的，因為這三個好漢“好殺人，不講策略，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也就是說，他們不能正確地開展黨內鬥爭，更不能幫助和團結“犯路線錯誤”的同誌。
李逵的“好殺人，不講策略”，已如前述，這裏隻看李逵的“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李逵的服人，從來不講心服，隻是一味力服，動不動就是叫板斧說話。如小說第四十一回，宋江在眾好漢劫了江州法場，智取無為軍後，懇請眾位好漢都上梁山———
（宋江）說言未絕，李逵跳進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宋江道：“你這般粗鹵說話！全在各人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眾好漢要不要都上梁山，李逵和宋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李逵逼之以斧，不上梁山的“砍做兩截”，是以力服人；宋江動之以禮，懇請在先，力求“心肯意肯”在後，是以理服人。相比之下，李逵不僅不會，是幹脆沒有想到政治思想工作。宋江別的方麵且不論，僅就動員眾好漢上梁山這件事來說，他的辦法確實體現了革命領袖的組織才能。革命靠覺悟，革命靠自覺，這在封建時代也是如此。牛不喝水強按頭，強扭的瓜兒不甜，縱然李逵的板斧把眾好漢逼上梁山，不“心肯意肯”者，終會叛變、開小差或消極怠工的。
確實，火辣辣革命的李逵“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毛澤東舉出李逵等人的“缺點”，就當時的主觀願望來說，是希望人們“擺事實，講道理”，幫助和團結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彭德懷等同誌，他的初衷是好的。可是由於毛澤東同誌本身繼續著“左”的錯誤，影響到黨內相當一部分李逵、武鬆、魯智深式的幹部，他們不是擺事實，而是無中生有；不是講道理，而是無限上綱，實際上在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山東沂水縣百丈村農民李逵，“自小凶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十餘年，後來流落江州在戴宗手下當個小牢子。如果對他做點階級分析，他是個典型的遊民無產者。
在革命隊伍中，出身遊民無產者階層的人為數不少。早在毛澤東上井岡山前的1925年底，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對這個階層作過透徹的理論分析：
此外，還有數量不少的遊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8—9頁）
是的，毛澤東的分析判斷無疑是正確的，如何對待李逵一類遊民無產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困難的問題之一”！
因為，他們既有“很能勇敢奮鬥”的一麵，又有“破壞性”的一麵。對他們的兩麵性，很不好把握，有利於革命，也有害於革命，怎樣“處置”，頗覺“困難”。
毛澤東多次批評李逵的“破壞性”：
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20世紀30年代初），他批評李逵的缺乏調查研究，不了解實際情況，莽撞行事，是給“左”傾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畫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初始階段，他批評李逵的“不注意政策”，濫打濫殺，意在經濟建設中盡量做到主觀能動性與經濟客觀規律的統一，掌握“同地球作戰”的戰略戰術；黨的核心領導層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認識發生矛盾，毛澤東在主觀認為彭德懷等同誌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時候，為貫徹團結———批評———團結的鬥爭方針，他批評李逵“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等缺點，意在對犯錯誤的同誌一看二幫，搞好團結。應該說，毛澤東對李逵式的遊民無產者對革命的破壞性的認識，不僅是清醒的，而且是深刻的，並時刻保持警惕，盡管他的有些初衷沒能實現理想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