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僅有幾次寫到豬肉，也沒有寫吃豬肉。一次是魯智深要鄭屠切豬肉，但那豬肉並沒有被吃掉，而是用來打鄭屠了（第三回）。還有一次是魯智深倒拔垂楊柳後，眾潑皮“牽了一個豬來請智深”，但也沒具體寫吃了沒有（第七回）。雖然有時籠統地提到“殺羊宰豬”（二十三回），但更多寫的卻是“殺牛宰馬”（四十七回）。
毛澤東寫批語時是否想到了上述情節，已經不得而知。但我們從批語的欣喜口吻可以看出，他為武鬆故鄉（從廣義上說，陽穀也是武鬆的故鄉）合作社改變了當地不養豬的習慣而高興。他建議把宋保恩的文章“印發八屆二中全會各同誌閱看”，建議別的合作社也這樣做，是想把石門宋鄉的養豬經驗推而廣之，擴而大之，傳播到全國去。
陽穀，古有武鬆打虎，今有合作社養豬，毛澤東將二者糅合到一起來說，他是否想讓今天陽穀的養豬，也像昔日武鬆打虎那樣轟轟烈烈，名揚天下呢？看來，他的批語中是有那樣的潛台詞的。
武鬆的缺點是好殺人
有人以為，就梁山好漢群體裏比較而言，武鬆是完美無缺的英雄，所謂“梁山好漢數武鬆”是也。其實，“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武鬆也有他的另一麵。
誠然，作為草莽英雄，武鬆的優長要多一些：他神勇無比，武藝絕倫；他悌兄尊嫂，恭恭敬敬；他膽大心細，進退有據；他俠肝義膽，嫉惡如仇；他勇於反抗，殺盡不平。這些優點和長處，使他能夠成為封建時代的革命者，成為社會底層反抗封建壓迫和剝削的代表者。
但是，武鬆身上也沾染了市民階級乃至地主階級的庸俗情趣。他不事生產，“要便吃醉了，和人相打”，好酒使氣；他貪利好名，甘心被人收買，道德界限混淆，是非不分，陽穀知縣抬舉他做了都頭，為報此恩，竟十分盡力地將其搜刮的金銀押去東京；他受了施恩一點小惠，就甘心為他奪回快活林；尤為不堪的是，張都監召他做個親隨體己人，百般抬舉，還將心愛的養娘許做妻室，甘願充當其保鏢護隨，最後中了圈套。麵對這些誘惑，武鬆完全失去警覺。
對於英雄武鬆的另一麵，毛澤東也是注意到了的。
1959年“廬山會議”，前半段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半段是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在8月2日開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毛澤東講話中談到了“修改指標和路線問題”。其中所謂“路線問題”，這時的具體內容就是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不過，毛澤東的講話，大段大段的內容則是講對犯錯誤的同誌要有團結的願望，要一看二幫。他說：
“我們應該團結，犯錯誤的同誌可以改，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的目的。這種方針，已行之幾十年，比較有效。對犯錯誤的同誌要給條路走。不要像《阿Q正傳》上的假洋鬼子，阿Q不滿意，就是那個什麼趙太爺不許別人革命。過去和今後，允許犯錯誤的同誌改正錯誤，繼續革命。團結起來，從這個願望出發，對犯錯誤的同誌一看二幫，幫他改。隻看不幫，不做工作是不好的。……對犯錯誤的同誌要加分析，還是有希望的。無非兩種可能：能改，不能改。所謂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謂幫，就是幫助他改。有些同誌一時跑到那邊去了，經過批評、教育，加上客觀形勢的改變，可以改變過來。”
講到這裏，道理已經夠充分的了，正麵反麵的論證都有了，但毛澤東言猶未盡，他再次想到了《水滸傳》中的草莽英雄，想到了武鬆，他繼續說到：
“誰人無錯誤、缺點。就路線錯誤來說，大多數都改好了。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能改好，要有此信心。不能改的，隻是個別人。我們要盡人事，努力幫助，對人要有情。對錯誤的東西要無情，那是毒藥。要深惡痛絕。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學李逵粗野。李逵是我們路線的人，李逵、武鬆、魯智深，這三個人我看可進共產黨，沒人推薦，我來介紹。他們缺點是好殺人，不講策略，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總之，要采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至於有時候凶一點，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辯論嘛。現在我出大字報，《簡報》是中字報。”（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0—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