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毛澤東對武鬆、李逵、魯智深等人，雖然說他們“可進共產黨”，並願意親自當入黨“介紹人”，承認他們有革命性的一麵，但主要的是批評他們“好殺人，不講策略，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破壞性缺點，是把他們作為不善於開展黨內鬥爭的“反派人物”來引證的。武鬆的缺點，大概首推“好殺人”了。比如，他“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就血腥味十足。小說第三十一回《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中，武鬆向張青、孫二娘夫婦述說殺人經過：
“昨夜出得城來，叵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個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腳把兩個公人踢下水裏去。趕上這兩個鳥男女，也是一樸刀一個搠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鳥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個養馬的後槽。扒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個丫鬟。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都殺了，又砍了兩個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
就這樣，武鬆一連殺了19人。殺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殺圖謀害人的兩個殺手和兩個公人，給那班貪官汙吏、奸商惡霸及其幫凶以嚴厲懲罰，這是武鬆的反抗複仇，他不愧為造反英雄，一時豪傑，但殺得興起，連無辜的傭人，無罪的丫鬟，於事無牽扯的婦女兒童，都一概殺死，乃至蜈蚣嶺上殺死不諳事的道童，就更沒有緣由了，這隻是遊民無產者殘酷報複性和破壞性的表現。《水滸傳》作者在石碣天文上把武鬆排為“天傷星”，大概緣此吧。
武鬆“好殺人”，殺得“一時興起”，結果難免殺到自己陣線裏來，殺了不少“階級弟兄”，至少是破壞了、削弱了梁山起義隊伍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黨內鬥爭，萬萬不能“一時殺得興起”，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許多忠心耿耿好端端的同誌當成了“階級敵人”。在梁山泊好漢集團裏，武鬆、李逵、魯智深都可說是響當當的“左派”，但他們的“三條”錯誤，其實都是“左”的錯誤。在革命隊伍裏，就其危害性和破壞性來說，從來就不是“左”比“右”好。
對犯錯誤的同誌要團結，要一看二幫，毛澤東的這個認識是真理性的，是指導黨內思想鬥爭的正確方針。他本人在許多情況下這樣做了，團結了黨內犯有各種錯誤的幹部，使他們放下包袱，輕裝前進了，使黨越來越強大。在廬山上，他講這個話的時候，無疑也是想這樣做的，可是後來的曆史證明，這個思想被淡忘了，丟棄了，在革命隊伍中，有些人卻犯了武鬆、李逵、魯智深式的錯誤。
曆史真會捉弄人，本來是批武鬆等人的錯誤，本來拉出武鬆等是為了告訴中央委員們要團結、要幫助犯錯誤的彭德懷等同誌，可是後來自己卻正好犯了武鬆等人的錯誤。須知，彭德懷既不是張都監、蔣門神，也不是他們的幫凶和殺手，他是“一百單八將”的成員，革命領袖集體的成員啊！
其實，在講接受武鬆等人的教訓時，就隱含著承認武鬆式的錯誤鬥爭方針和鬥爭方式的思想觀念。比如說“有時候凶一點，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辯論嘛，現在我出大字報，《簡報》是中字報”等等。後來的曆史證明，“大字報”、“大辯論”的鬥爭方式，從來就不是一種好的民主的形式，遠不是“凶一點”，而是“凶得很”，何止是彭德懷同誌被錯誤地批判了，鬥爭了，以至發展到“文革”中，造成了多少冤假錯案，誤傷、挫傷、死傷了多少革命的中堅和好人。
從少年時代的表演“武鬆打大蟲”，到晚年在廬山上談武鬆的缺點，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表明，文學形象武鬆給予毛澤東的智慧啟迪和鬥爭勇氣都是巨大的。其中尤其是對景陽岡打虎故事的引用，隨著《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著名政論的廣泛傳播，新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打虎故事更為精彩。它確定了那個特定時代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走向。“或者被虎吃掉，或者把虎打死，二者必居其一”，這幾乎成了那個時代革命領袖、政治精英和人民群眾的政治共識，浸潤和滲透到人們的政治觀念中去了。這是毛澤東解讀《水滸傳》古為今用最為亮麗、最為精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