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荻認為，出身貧苦漁民的阮小五，所唱的“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的歌詞，也反映了“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傾向。而毛澤東對此卻另有看法。
“這絕不是阮小五說的話，這是後人加上去的。”這個判斷似有太絕對之處，因為在階級社會中，任何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阮小五生活於趙宋王朝，封建地主階級運用政權的力量千方百計灌輸忠孝節義等封建政治倫理觀，處於被壓迫被奴役地位的貧苦漁民，不可能不受其影響，雖然阮氏兄弟的階級出身和階級地位迫使他們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和爭取民主的要求，但他們往往奮鬥目標不十分明確，鬥爭不徹底，思想中存在統治階級的意識的影響，從這一點上說，阮氏兄弟（甚至封建時代的整個農民階級）身上既具有反對他們的直接壓迫者的要求，又在內心深處有盼望清官好皇帝的觀念，則是不足為怪的。
這個判斷當然也有它的真理性。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影響被壓迫階級，是不均衡的，也就是說，就被壓迫被統治者個體來說，每個人受到的思想侵蝕、熏染毒害程度是不同的。拿《水滸傳》中的人物來說，如其忠君觀念，三阮要比吳用淡薄，吳用要比宋江淡薄。造反起義殺贓官，目的是不是為了報答“趙官家”，看三阮的行動，則是要大打折扣的。至少我們在三阮擒拿何濤時，看不出有這方麵的必然邏輯發展。把“報答趙官家”這樣的話，強加在阮小五頭上的“後人”是誰，毛澤東沒有指明，是《水滸傳》成書前的說書藝人，是作者施耐庵，是批點者金聖歎，抑或是坊間的刻書者，總之是“後人”強加給阮小五的。這裏涉及文學創作中的一個問題：文學人物形象，說到底是作者世界觀的反映，當然有直接反映和間接反映、正確反映和錯誤反映、顯性反映和隱性反映之別。生活中的人物，一旦進入文學作品，成為文學人物，他就不再是生活人物本身，他滲透著作者的主觀意圖。生活於社會底層、富於反抗精神的阮小五說不出“報答趙官家”一類忠於封建君王的話，那麼這種話隻能是“後人”借阮小五的嘴說出自己的心聲。這樣就有了兩個阮小五：“反皇帝的”阮小五和“報答趙官家”的阮小五。其實，在《水滸傳》中，這種精神分裂、性格分裂的人物形象何止阮小五一個，比如革命派宋江與投降派宋江、英勇殺敵的李逵與濫殺無辜的李逵，等等，在他們身上，是否也有“後人”強加的某些內容呢？
所以，毛澤東提倡“讀《水滸》要分析”，他說過：“分析好，大有益。”看他與蘆荻談話的意思，他所說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指階級分析方法。比如蘆荻看阮小五，首先想到了他的階級“出身”。階級分析的方法當然也是正確的有指導作用的分析方法。在這種方法的指導下，人們對《水滸傳》的閱讀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當然毛澤東不止對阮小五要作分析，對整部《水滸傳》都要作分析。也就是說，他反對讀書不動腦筋，盲目相信作者，提倡有自己的眼光，善於獨立思考，多問幾個為什麼。讀像《水滸傳》這樣內涵豐富的優秀古典小說，如果善於動腦分析，就會“見人所未見”，有許許多多新的收獲。
三阮不願意投降
梁山義軍最終接受了招安，投降了朝廷。在梁山義軍將領中，有主張招安的，有反對招安的。阮氏兄弟都是反對投降的。毛澤東在1975年8月14日關於《水滸傳》評論那個著名的談話中，這樣提到“阮氏三雄”：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57頁）
三阮是《水滸傳》著名反抗事件“智取生辰綱”的參加者，也是較早加入梁山隊伍的頭領，對梁山事業的壯大發展立下了不世之功。在反抗趙宋王朝的鬥爭中，他們是中堅力量，是硬骨頭戰士，較多地體現了起義農民革命性的一麵。小說描寫“阮氏三雄”反對投降主要有兩個情節：
一個情節是阮小七偷換禦酒，使朝廷的第一次招安嚴重受挫。小說第七十五回寫道，道君皇帝派殿前太尉陳宗善奉丹詔禦酒，前往梁山招降。陳宗善帶領李虞侯、張幹辦等一夥人馬，來到梁山水泊岸邊，活閻羅阮小七駕船“迎候”：
當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分撥二十餘個軍健棹船，一家帶一口腰刀。陳太尉初下船時，昂昂而已，旁若無人，坐在中間。阮小七招呼眾人把船棹動，兩邊水手齊唱起歌來。李虞侯便罵道：“村驢！貴人在此，全無忌憚！”那水手那裏采他，隻顧唱歌。李虞侯拿起藤條來打，兩邊水手並無懼色，有幾個為頭的回話道：“我們自唱歌，幹你甚事！”李虞侯道：“殺不盡的反賊，怎敢回我的話！”便把藤條去打。兩邊水手都跳在水裏去了。阮小七在梢上說道：“直這般打我水手下水裏去了，這船如何得去！”隻見上流頭兩隻快船下來接。原來阮小七預先積下兩艙水，見後頭來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楔子，叫一聲“船漏了”，水早滾上艙裏來。急叫救時，船裏一尺多水。那兩隻船幫將攏來，眾人急救陳太尉過船去。各人且把船隻顧搖開，那裏來顧禦酒、詔書。兩隻快船先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