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昏庸無能，胡亂決策。小說表麵虛說宋徽宗“至聖聖明”，或隻是“暫時昏昧”，或被奸佞“蒙蔽聖聰”。其實，宋徽宗一到具體事上，就顯得至愚至蠢，一貫昏庸。宋徽宗對高俅等奸佞之輩言聽計從，比如，第一次決定派兵征剿梁山，就是聽了高俅的奏議，並立即“委高太尉選將調兵，前去剿捕”。高俅保舉一人，宋徽宗又立即誇獎：“卿若舉用，必無差錯”，信任有加。小說還常這樣寫道：“那四個賊臣的條議，道君皇帝一一準奏”，“上皇無奈，終被奸臣讒佞所惑”，“花言巧語，無不納受”。這說明宋徽宗自己毫無主見，完全是被奸人牽著鼻子走。徽宗的昏庸還表現在既不能明察，又不能善斷上。比如當他得知圍剿梁山屢屢敗績的真情後，對童貫等喝道：“都是汝等不才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祿，壞了國家大事！汝掌管樞密，豈不自慚！”看架勢，好像要拿下問罪了，不料接著又說：“本當拿問，姑免這次，再犯不饒！”太尉宿元景告發童貫等四賊破遼無策，損兵折將，陷害宋江，瞞上欺下的滔天大罪。這是鐵證如山的罪行。那宋徽宗照例又是一頓怒罵：“都是汝等讒佞之徒，誤國之輩，妒賢嫉能，閉塞賢路，飾詞矯情，盡壞朝廷大事！”到此也就罷了，進而他又說道：“姑恕其罪，免其追問。”不僅寬恕了犯下大罪的童貫等，而且還不許別人議論追問。這簡直昏庸到無以複加的程度了。昏庸無能者必然反複無常，文過飾非。小說第七十四回，朝廷討論梁山軍情，禦史大夫崔靖出班奏議：“差一員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撫諭，招安來降，假此以敵遼兵，公私兩便。伏乞陛下聖鑒。”宋徽宗當即表態：“卿言甚當，正合朕意。”並立即派人前去招安，由於高俅等人的破壞，頭一次招安失敗了。那宋徽宗獲悉，便大怒，明知故問道：“當日誰奏寡人，主張招安？”接著就把本屬於自己的責任推到別人頭上去，立刻拿下崔靖問罪。舉凡《水滸傳》一書，宋徽宗沒有一次明察確斷過，隻是處處昏庸得可以。
其四，生活上荒淫無恥，佚樂無度。《水滸傳》描寫宋徽宗是放蕩天子，他貪戀女色，一味尋歡作樂。三宮六院尚滿足不了其淫欲，又修地道至妓女李師師家，不時臨幸。一進門，即表白自己“心跡”，並呼喚“愛卿近前與朕攀話”。還“叫前後關閉了門戶”，又命李師師“整妝衣服，相待寡人”，呼喚“愛卿近前，一處坐地”。飲樂之後，“天子與李師師上床同寢，當夜五更，自有內侍黃門接將去了”。小說還以藝術筆法深刻披露和揭示了宋徽宗腐朽透頂的靈魂，如有一次他向李師師表白：“寡人近感微疾，先令神醫安道全看治，有數十日不曾來與愛卿相會，思慕之甚！今一見卿，朕懷不勝悅樂！”小說這般描寫，活化出一個“酒色之徒”般皇帝的醜陋形象。
毛澤東在談話中舉能詩會畫的宋徽宗亡國的例子，證明讀書多了不消化就會走向反麵。他的本意，不在於說讀書無用，也不在於說知識分子不行，他隻想以此證明“灌輸式”教育方式的窮途末路。他熱切的主張活讀書，消化書本知識，把知識轉化為實際能力，而反對死讀書的“書呆子”。毛澤東在自己大半生的革命實踐中，深惡痛絕於教條主義對革命事業的損害，他甚至到曆史的深處，到古典文學名著《水滸傳》之中，找出宋徽宗的例子，以證明“死讀書”的謬誤和“沒有出息”。二十世紀60年代的毛澤東，談教育改革雖然還有“左”的色彩，有些話容易被誤解為“讀書無用”，但如果從積極方麵理解他的談話精神，我們看到，雖然他還沒有明確提出素質教育問題，但他的談話中已經揭示和包含了這方麵的內容，這是難能可貴的，直到今天仍還有啟迪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