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09頁。
筆者在《毛澤東讀〈三國演義〉》一書中，提到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曾經有過一場“《三國》罪案”，當然那是“左”傾錯誤製造的。毛澤東怎麼也不會想到，讀《水滸傳》也罪及他的革命事業。而且，這個打擊比“《三國》罪案”來得還早，那是在井岡山鬥爭初期。當他組織秋收起義，帶領隊伍上了井岡山後，他的“農軍”，被遠在上海的中央臨時政治局，視為水滸式的草莽英雄，受到錯誤的批判和錯誤的對待。
1927年12月21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在給朱德的一封信中，特別批評了“在群眾眼內看來是替他們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俠義行為”，並暗示毛澤東領導的“農軍”便有這種情況，認為這是妨礙土地革命的深入、妨礙發動民眾進行大規模武裝起義的錯誤。（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56頁）
因此，中央命令朱德、陳毅等帶領南昌起義餘部，向井岡山靠攏，以便糾正毛澤東的錯誤。雖然對1928年4月下旬朱毛會師後，朱德怎樣“糾正”毛澤東的“梁山俠義行為”史無記載，但是，在1927年底和1928年初中央的這個指示以及與此內容相聯係的指示，通過各種渠道傳達到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這兩委都是井岡山的頂頭上司。他們派出糾正毛澤東“錯誤”的人是省軍委特派員、湘南特委軍事部長周魯，一個二十剛出頭的年輕人。
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的隊伍上井岡山，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對待“山大王”帶領的農民武裝。當時，井岡山的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情況複雜，他們既有“劫富濟貧”的革命性，又缺乏革命軍隊的政策觀念和紀律性。毛澤東派人做工作將他們收編。但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餘灑度卻堅決反對收編袁、王隊伍。10月初，餘擅自離隊，到湖南省委告了狀，說毛澤東逃避鬥爭，到山區同綠林為伍，並給了大批槍支。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資深到上海的黨中央彙報工作，把這些反映到中央，說毛澤東“在贛南時曾有一大錯誤”。
湘南特委的一些頭腦發熱的人錯誤地認為，毛澤東在井岡山地區對敵鬥爭不夠“激進”，燒殺太少，行動太右，沒有實行紅色恐怖，沒有把小資產變成無產，尤其對毛澤東在草林坪提出的“保護中小工商業”的政策極為不滿，他們誣蔑毛澤東是“改良主義者”，要求對地主和土豪一律實行搶、燒、殺的恐怖政策，以此來使敵人喪膽。
1928年3月上旬，周魯到井岡山，推行那些脫離實際而頭腦發熱者的“左”傾錯誤，撤銷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另行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委，由何挺穎任書記，毛澤東隻好改任師長，還錯誤地傳達了中央臨時政治局對毛澤東的黨內處分，將“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宣布為“開除黨籍”。
對毛澤東作了組織處分，還要清算他的思想。周魯對毛澤東說：“潤之同誌，我在湖南的時候還不太相信，可到這裏後，我不能不信了，你們果然是行動太右，燒殺太少，完全脫離了中央的政策！偏隅山頭，苟且求安！”
“行動太右？燒殺太少？脫離中央政策？中央是什麼政策啊？……”宛希先、張子清、何挺穎等麵麵相覷，充滿迷惑不解的眼光一齊投向了毛澤東。
毛澤東卻神態自若，順手點燃了一支煙。他心想：自從秋收起義部隊引兵井岡山以來，內穩軍心，外聯袁、王，軍民團結對敵，先後攻克了茶陵、遂川、寧岡三個縣城，成立了三縣的工農民主政府；恢複和重建了寧岡、遂川、茶陵、永新四個縣委和縣特別區委；各縣的赤衛隊、工農暴動隊等地方武裝業已建立；袁文才、王佐的兩支農民武裝經過卓有成效的團結和改造工作，已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邊界一些紅色區域都已開展了打倒豪紳階級的遊擊暴動，為土地革命的進行打下了基礎；湘贛邊界的“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麵已粗具規模，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初步形成。……這一切，怎麼是行動太右？怎麼脫離了中央政策？怎麼是偏隅山頭，苟且求安呢？……燒殺固然是少一點，可這又有什麼不好呢？把房子都燒光，對革命對百姓有什麼益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