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中旬，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挺進贛南。王佐領導三十二團，顧全大局，勇挑重擔，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打遊擊，頑強地同“會剿”的敵人進行了兩個月的鬥爭。在王佐率部出生入死與敵人英勇作戰的時候，永新、寧岡縣委與邊界特委負責人楊克敏（即楊開明）等，已經埋下殺機，並且在積極策劃中。1930年1月於遂川田圩召開的紅五軍軍委和贛西、湘贛邊特委的聯席會議上，正式作出以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定。
1930年2月24日深夜，袁文才、王佐死在了自己人的手裏……
袁、王被殺後，袁文才的部屬謝角銘和王佐之兄王雲龍等率領殘部投靠了國民黨反動派。這支當年與反動政府對抗、不曾反對過紅軍的部隊，公開打起白旗，與紅軍拚死相戰，井岡山根據地從此喪失。多年來，國民黨反動派當局一直夢想而不能做到的事，一夜之間，便由自己隊伍中一些人幫助他們實現了。
導致這場重大損失的悲劇，其責任究竟應該由誰承擔？袁、王被殺，毛澤東憤慨地說：“這兩個人被錯殺了！”
問題很清楚，從1927年12月中央臨時政治局的指示信指責毛澤東的隊伍有“梁山泊英雄俠義行為”，到1930年2月毛澤東收編改造的農民武裝首領王佐、袁文才被錯殺，這令人痛心的錯誤，都是黨的一些有“左”傾錯誤思想的領導者不能正確看待農民武裝，尤其是遊民武裝所造成的。
“左”傾領導者不了解，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中國的革命戰爭，依據其參戰成分來說，基本上是農民戰爭。因為在中國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是農民。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92頁）
革命軍隊，農民是主要兵源。士兵是穿起軍服的農民。革命根據地的黨（包括軍中的黨和地方的黨）組織，絕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根據這一切，毛澤東得出結論說：“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09頁）
當然這裏說革命戰爭實質上是農民戰爭，並非忽視其他參戰成分。在革命戰爭中，毛澤東十分注意工人成分的領導作用，反對孤立地宣傳所謂“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而應該宣傳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打江山坐江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68—1269頁）隻有這種參戰成分的廣泛性，才是真正的革命戰爭。
在中國農民戰爭問題上，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古代農民戰爭和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的偉大作用。毛澤東認真研究了自秦朝到清代數百次農民起義，特別是十幾次著名的農民大起義，然後他說：“吾國自秦漢以來兩千餘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230頁）毛澤東的論斷否定和批判了封建階級汙蔑農民戰爭為“草寇”、為“匪賊”、為“叛逆”的舊的曆史觀。毛澤東對於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所持的讚許態度是大家所熟知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根據自己的實踐和觀察得出結論：“紅軍、遊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這裏說“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即武裝鬥爭的形式，亦即農民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