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蔡和森提議增補毛澤東為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毛澤東推辭的理由竟是“我現在擔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原來所謂“擔任土匪工作”，其實正是毛澤東此時擔負著改造土匪的工作。
遊民無產階級中是包括土匪的。毛澤東在上井岡山以前，對土匪產生的原因，土匪對革命的兩重態度和作用，黨所應取的政策等等，都有清楚明確的認識。所以，當他帶領秋收起義隊伍來到井岡山，遇到袁文才和王佐兩支綠林隊伍，有的同誌主張武力吞並，毛澤東堅決反對這種主張，實行了聯合、收編、改造的具體政策。毛澤東在實踐中使他的理論得到驗證，袁文才和王佐兩支綠林隊伍，經過改造已經成為工農革命軍（後來是紅軍）的性質，在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
顯然，毛澤東自己帶領的“農軍”不是“梁山泊英雄”式的隊伍，他對收編的綠林隊伍也進行了積極的改造。毛澤東認為自己的隊伍與“山大王”的隊伍是有區別的。秋收起義後毛澤東轉兵井岡山，在文家市有人說他想當“山大王”，毛澤東說：
大家知道，曆史上每一個朝代裏都有山大王，可從來沒有聽說有誰把山大王徹底剿滅過。山大王沒有什麼主義，可我們是共產黨，既有主義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們比不上。（何長工：《偉大源於實踐》，刊於《紅旗》1979年第12期）
在共產黨領導下，有主義、有政策、有辦法、鬧革命的“山大王”，本質區別於曆史上的農民義軍，也區別於各種綠林好漢，這是十分清楚的。袁文才和王佐的綠林隊伍加盟以後，工農革命軍中遊民無產者成分增加，對此，毛澤東是采取了改造措施的，他在《井岡山的鬥爭》這篇寫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
“紅軍成分，一部分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隻有加緊政治訓練一法。……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鬥爭中不出怨言。”（《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3—64頁）
毛澤東的思想、政策與實踐，1927年12月中央致朱德的信和1928年中共六大對土匪武裝不加區別一律“嚴厲鎮壓”的決議，把兩者比較一下，孰是孰非，立馬可見。正如毛澤東所擔心的那樣，對土匪如果不“講究策略”，隻“利用”，不“領導”，其結果是“逼其跑入敵人一邊，做了反革命的力量”。
指責毛澤東帶隊伍上井岡山聯合和改造綠林隊伍，是“梁山俠義行為”，是“土匪式行為”，實在是錯誤的批判，這是十分明白的。可是這筆朗朗分明的曆史舊賬，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竟有人發表文章說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毛澤東身上的水滸傾向的第一次察覺”（《毛澤東和這個世界》第379頁）並作為毛澤東身上“民粹主義傾向”的證據，豈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試想，中央臨時政治局給朱德信中脫離實際的錯誤指示，湖南省委那位隻知道強調“行動太右，燒殺太少”的特派員周魯，當了逃兵又去惡人先告狀的師長餘灑度，與袁文才、王佐有私怨的永新縣委、寧岡縣委的負責人王環和龍超青……由這樣一些“共產黨人”所“察覺”到的“毛澤東身上的水滸傾向”，經過革命勝利的檢驗，難道還能證明毛澤東的什麼“錯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