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07頁。
在研究毛澤東的傳記和論著中，有一種觀點時而出現，那就是判定毛澤東思想具有民粹主義傾向、民粹主義因素，甚至簡直就是民粹主義。學術上的討論當然可以各抒己見，這個理論命題似乎於本書的主旨也沒有什麼聯係，本不該涉及，但是，筆者所以寫下這個題目，是因為有的文章在論述毛澤東的“民粹主義傾向”時，常把毛澤東闡釋和解讀《水滸傳》的材料作為例證。如有篇文章，作者采取與美籍英國學者斯特爾特·施拉姆教授（政治傳記《毛澤東》的作者）對話的形式，多處舉毛澤東與《水滸傳》發生聯係的事例來闡述毛澤東的“民粹主義”，該文寫道：
自從19世紀中期那批俄國知識分子提出“民粹主義”以來，後繼者不乏其人。但是誰也沒有權力，沒有機會，更沒有勇氣在一個大國範圍內將這一理論投諸實踐。惟有毛澤東例外。他集權力、機會、勇氣於一身，把7億人口的國家搞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試驗室，結結實實地進行了一場民粹主義的大實驗。
……
1917年中秋節，毛澤東和一群學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師範後麵的山上討論救國之道。有些人提議進入政界，有些人提出利用今後當教員的職位來影響後幾代，都遭到毛澤東反對。別人要他提出辦法，他答道：“學梁山泊好漢。”
剛好十年以後，毛澤東上井岡山，開始走上一條與此並非毫無相似之處的道路。（《毛澤東》第24頁）
這樣崇拜底層社會的造反模式，本身就是一個民粹主義者題中應有之義。盡管毛澤東聲稱他已完成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但在以後的造反道路上，他還是不斷流露出這一“少年時代的熱情”。1926年的文章是一例證，1927年在井岡山上對王佐、袁文才的收容和重用，則更為嚴重，當時即引起了中央委員會的深切憂慮。
躲在上海的中央委員會對這些舊式造反者並不像毛澤東那樣有好感。相反，他們在收到關於毛的情況報告後深感不安。他們寫信給朱德，要他與毛會合，以便糾正毛的錯誤。毛的主要錯誤就是他隻像《水滸》中梁山泊的草莽英雄那樣為民除害，而沒有喚起民眾自發地進行武裝起義。（《毛澤東》第103—104頁）
把井岡山道路說成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並不過分。問題在於這一結論中，是否還結合了其他因素？這類因素很可能既是當初成功的必要條件，也是日後大災大難的伏線。1927年12月中央委員會的信件，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毛澤東身上的水滸傾向的第一次察覺。40年後，在毛澤東天安門城樓上大招手的更為浪漫的姿態中，他們是否又嗅到了同樣的氣味呢？40年後他們的反應即使是正確的，但已為時過晚，再也沒有新的力量可供調遣，與毛澤東的梁山習氣相抗衡了。
1936年，毛澤東抵達延安，向全國各種力量發出呼籲，號召成立聯合政府，共同抗日。引人注目的是，他於這年7月向國內哥老會發布的宣言。他甚至試圖使哥老會的會員相信，他們的想法實際上是和中國共產黨一致的，因為彼此都打富濟貧，都反對外國壓迫者而愛護本國同胞。（《毛澤東》，第164—165頁）
人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團結策略。但是在此之下，是否還有更深刻的聯係呢？一條看不見的思想線聯接在毛澤東的井岡山時代與延安時代之間。這條思想線到了延安整風時代將會看的十分清楚。他總是念念不忘《水滸》描寫的那個下層農民集體造反的古老故事，也念念不忘潛行於現代社會之下的秘密會黨，甚至堅持認為辛亥革命在南方的勝利是哥老會的勝利（《毛澤東》，第12頁）。這段“對話”，值得討論的黨史、軍史和中國現代革命史上的重大問題實在太多了，比如毛澤東“1926年的文章（指《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引者注）”何以是民粹主義的“例證”？毛澤東於“1927年在井岡山對王佐、袁文才的收容與重用”，何以是“更為嚴重”的民粹主義？井岡山道路何以“結合”了民粹主義“因素”？“躲在上海的中央委員會”1927年12月27日給朱德的信，指責毛澤東“像《水滸》中的梁山泊的草莽英雄那樣”，其內容是正確的嗎？在毛澤東的井岡山時代與延安時代之間，真的有一條“看不見的”民粹主義的“思想線”聯接著嗎？這條民粹主義的思想線何以到了延安整風時代將會“看得十分清楚”？如果這一切都成立，那麼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還是民粹主義的勝利？如果把這一係列中共黨史上的重要事件，都納入到民粹主義的範圍，那麼一部黨史豈不要重寫？為本文主題所規定，筆者不可能麵麵俱到辨析辯駁上述問題，把問號拉直。本文僅就“對話”所涉及的毛澤東、《水滸傳》和民粹主義三者的關係，說點自己的意見。請看“對話”的有關論點和關鍵性詞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