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崇拜底層社會的造反模式，本身就是一個民粹主義者題中應有之義”。
“毛的主要錯誤就是他隻像《水滸》中梁山泊的草莽英雄那樣為民除害，而沒有喚起民眾自發地進行武裝起義”。
“毛澤東身上的水滸傾向”。
“毛澤東的梁山習氣”。
“他總是念念不忘《水滸》描寫的那個下層農民集體造反的古老故事”。
閱讀“對話”的這些內容，給人的強烈印象是：毛澤東民粹主義的政治特征、思想標誌和文化性格，就是他身上的“水滸傾向”和“梁山習氣”，就是他念念不忘乃至崇拜的“底層農民集體造反”。似乎是因為解讀、闡釋和運用《水滸傳》，才使毛澤東成為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的“後繼者”，而且他還有“勇氣”在一個數億人的大國“結結實實地進行了一場民粹主義的大實驗”。
《水滸傳》豈不是罪孽深重？
毛澤東讀《水滸傳》豈不是貽害無窮？
筆者不同意這些觀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筆者覺得“對話”作者忽略了一個常識：毛澤東是怎樣對待民粹主義的？他對待民粹主義的態度是否科學？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就明白了他身上的“水滸傾向”和“梁山習氣”是不是民粹主義的證據。
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思潮，是19世紀六七十年代產生於俄國的一種小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體係，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潮。當時資本主義在俄國已開始發展，但是小生產仍占優勢。早期民粹主義的主要代表有拉甫羅夫等。他們代表小生產者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企圖發動農民推翻沙皇製度，因而有“民粹派”之稱。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必然性，把無產階級在俄國的出現看做是“曆史的不幸”，認為農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隻要發展農民“村社”就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宣揚曆史是“英雄”創造的，而群眾隻是“群氓”；否認政治鬥爭的必要性，主張采取個人恐怖手段。遭到失敗後，大多數民粹主義者放棄了反對沙皇製度的鬥爭，墮落為自由主義的民粹派。八九十年代，自由主義民粹派的代表有丹爾遜、沃隆佐夫、米海洛夫斯基等。他們代表富農階級的利益，與沙皇製度妥協，提出一些反動的“社會改造”計劃交由沙皇政府實行。民粹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嚴重阻礙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普列漢諾夫原為民粹主義者，後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最早起來批判民粹主義。列寧做了大量的工作，從思想理論上徹底粉碎了民粹主義，並在實踐上糾正了民粹主義。
誰也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投身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以後，尤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以後，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批判民粹主義思潮是相當自覺的、堅強有力的。
民粹派作為小生產者的代表，企圖在小生產基礎上，通過發展農民“村社”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明確地批判過這種觀點。1944年8月，他在《致秦邦憲》的信中說：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
1927年以後一個相當長時間裏，中國革命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農村，但是———
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07頁）
當著民主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時，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及時提出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並且從原則上規劃了中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