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57頁。
說到毛澤東的解讀和運用《水滸傳》，有一件大事不能不提到，就是因他晚年與北京大學中文係教師蘆荻關於《水滸》評論的一番談話，客觀上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影響巨大的評論《水滸》運動，史稱“評《水滸》運動”。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與蘆荻關於《水滸傳》評論的談話，曾作為中共中央辦公廳1975年第196號文件印發。《人民日報》9月4日發表的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中，引用了其中的第一、第二自然段的文字。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轉發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中用黑體字引用了這篇談話全文。1998年1月，以《關於〈水滸〉的評論》為題，收入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全文如下：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麵。
毛澤東晚年這次評論《水滸》，在他生前，已經由文藝評論活動，延展為一場政治運動；在他逝後，人們仍然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種現象在《水滸》評論史、接受史、傳播史上，雖然不能說是空前絕後的，但也是絕無僅有的。毛澤東評論《水滸》到底是怎麼回事？怎樣看待其中的是是非非？從中能引出一些什麼樣的經驗教訓？曆史已經沉澱二十餘年，筆者曾經不遺餘力就此搜集文獻資料，反複思考其間諸多問題，想把事情說明白，把道理論清楚，貢獻意見於讀者。
毛澤東：《水滸》專門反對貪官
“風起於青蘋之末”，毛澤東1975年夏季對《水滸》的評論，並非空穴來風，它也淵源有自，有其時代背景和人文環境。筆者在《宋江招安不足為怪》一文的《重視宋江形象討論》一節，敘述過建國後到“文革”前毛澤東對《水滸》評論，尤其是對宋江評論的關注。雖然“文革”初期，中斷了對《水滸》的評論，可是到了1972年，由於有的高等學校又開始複課招生，當時的出版部門又重印了七十一回本《水滸》，於是在大學裏和社會上就又出現了評論《水滸傳》的文章和書籍。剛開始出現的論點，基本上沿用1963年和1964年出版的兩部《中國文學史》中的觀點，對《水滸傳》一書的總的評價則可以說是沿用1954年馮雪峰的權威性論點：認為《水滸傳》是描寫農民革命的“英雄史詩”，是封建時代農民革命的“教科書”。認為宋江是一個思想性格充滿矛盾的人物，具有兩重性。
1973年以後，各地陸續出版、發表了一些評論和討論《水滸傳》的著作和文章，數量不多。對小說中的宋江形象，多數文章給予否定；而對於整個《水滸傳》明確地持否定態度的，隻有個別文章。《水滸傳》是一部什麼樣的書？有人認為《水滸傳》隻反貪官，不反皇帝，醜化李逵，否定以李逵為代表的路線，全麵肯定宋江，宣揚招安投降的道路。因此，它不是一部好書，應當批判。也有人認為《水滸傳》是農民起義的教科書。因為它揭示了“官逼民反”，“亂自上作”；正麵描寫並歌頌了農民起義；使被壓迫人民的高大形象第一次大規模地在文藝領域得到表現；在明、清兩代農民起義軍中廣為流傳，起過積極作用。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水滸》歌頌了農民起義的反封建行動，卻又通過宋江形象宣揚了孔孟之道；即衝擊了封建意識形態，又以招安為目的，不能全麵肯定，也不能全麵否定。
對宋江形象的評論，觀點分歧很大。多數文章認為《水滸傳》中的宋江與曆史上的宋江不同，是儒家的信徒，農民起義的叛賣者，封建統治者的忠實走狗。宋江和大地主、大官僚之間雖有矛盾，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從未超越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範圍。他上梁山，為的是撈取向封建統治者討價還價的資本。上山後，篡奪了領導權，推行了一條投降主義路線。在思想上宣揚“天命”和“忠君”，在政治上改“聚義廳”為“忠義堂”，鼓吹“造反有罪”；在組織上重用地主階級上層人物，排斥革命農民。最後，在起義勝利的情況下主動投降，並鎮壓方臘起義軍，兩手沾滿人民的鮮血。當然也有人認為宋江是個正麵人物。主要理由是他上梁山後打擊了封建勢力，擴大了革命影響，促進了起義軍內部的團結，因有組織和軍事才能而受擁戴。雖然他有妥協動搖的一麵，把忠君招安思想帶進革命陣營，但仍不失為一個農民起義領袖的形象。還有的文章認為宋江的思想性格充滿了深刻的矛盾，既同情人民，憎恨貪官，又有濃厚的封建正統觀念和忠君思想；既是梁山農民起義事業發展興盛的一個重要因素，又是起義軍變質的一個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