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文章分析了梁山義軍受“招安”結局的成因。有的觀點認為這是小說作者自己的階級局限造成的，使得李逵等人的反抗路線沒有能在梁山上占統治地位。而否定李逵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宣揚投降道路，是由作者世界觀中的孔孟之道和“忠義”觀念所決定的。或者認為作者生活的時代民族矛盾尖銳，他想把宋江塑造成一個既敢反貪官、又能抗外侮的英雄，因而對宋江的投降路線采取了錯誤的態度，寫成了“招安”的結局。還有的觀點認為這是農民起義本身的階級局限和曆史局限造成的。在封建社會裏，農民的生活地位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提出一種比封建製度更先進的製度，在孔孟之道毒害下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忠君思想。
毛澤東終生喜歡看報、閱刊、讀書，1972年至1973年文學界對《水滸傳》的評論，是否影響了他的思想，不得而知。但是，此時他的兩次談到《水滸傳》，與學術界的評論則是呼應的。
1973年12月21日，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毛澤東接見出席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時，談話中說：
《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1974年毛澤東長住武漢，身邊機要秘書張玉鳳於工作間隙讀《水滸傳》，毛澤東對她也說過：
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1997年9月第1版，第162頁；福貝：《毛澤東評〈水滸〉真相》，《中國青年報》1988年9月24日）
1974年還發生這樣一件事情：《北京日報》的一位負責人名解玉珍，她到北京大學中文係約寫一篇評論《水滸傳》的文章，定下的調子是《水滸傳》“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教研組的老師們平時講《水滸傳》大都認定其是“農民起義的教科書”，因而按照“調子”寫的文章很勉強，報社不滿意沒有發表。文章雖然擱淺，但說明此時毛澤東的意見已經傳達到社會上，有人已聞風而動。
果然，評論《水滸》的調子有了變化。1974年初，有人對1973年以前《水滸傳》評論提出異議；或者由同一作者馬上又另外撰文改變了幾個月以前的觀點。有的指出：“《水滸》歪曲了曆史上宋江起義的真實情況，按照地主階級的如意算盤，塑造了一個作為全書主腦的、藝術形象的宋江，鼓吹了一條占壓倒優勢的投降主義路線，安排了招安、平方臘等一係列故事情節。所以，就小說作者所歌頌的投降主義路線來說，《水滸傳》是瓦解農民起義的一部小說。”（《從〈水滸〉的路線鬥爭吸取曆史經驗》，《南開大學學報》1974年第2期）有的說：“《水滸傳》是株大毒草，作者施耐庵是不造反的。他恨元朝不搞招安政策，……他想讓元朝學習宋徽宗。……《水滸》必須批判。……過去統治階級……出版過各種版本，戲劇、詞曲、說唱，流傳很廣，這說明了統治階級是提倡的。……我們對《水滸》的思想性必須予以否定。……我們不能學習冒牌的起義者宋江。”“宋江是農民革命的叛徒，不是農民革命的英雄”。（《評〈水滸〉》刊於《書刊資料》，天津師範學院圖書館編，1974年6月第18期）
毛澤東1973年和1974年這兩次關於《水滸傳》的評論，盡管話不多，但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對《水滸傳》的主導思想傾向，毛澤東的看法正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宋江是投降派”；二是評《水滸》與當時的政治生活內容———反對修正主義掛起鉤來，或者說是為了防修反修而評論《水滸》，盡管都是即興之語，可確實是他那個時期政治心態的真實流露；三是毛澤東對《水滸傳》的思想觀點，影響了文學界學術界對《水滸傳》的評論。這可說是1975年評論《水滸》的雛形。
蘆荻：毛主席評《水滸》沒有別的意思
“評《水滸》”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即使政治經驗豐富的人，一時也不知道這個運動何以興起，要達到什麼目的，那種全國新聞媒體一齊上陣的陣勢，更叫人悚然心驚，以為又要有駭人的政治風暴。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撥亂反正中對“評《水滸》運動”有了種種說法，其焦點之一就是毛澤東關於《水滸》評論的談話到底是怎麼回事，相關的各種文章、著作說法不一，有人甚至說談話是蘆荻“炮製”的，是蘆荻直接“送給姚文元”的，等等。而當事人蘆荻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隻能暫時保持沉默。
毛澤東當年“評《水滸》”的談話具體是怎麼回事？他的初衷是什麼？“評《水滸》運動”是怎樣興起的？解鈴還需係鈴人，此事有必要聽聽當事人蘆荻的說法。1974年，毛澤東因目疾，派人請北大中文係教師蘆荻陪他讀書。據筆者所見，蘆荻對毛澤東“評《水滸》”談話有三次回憶。1978年底，新華社記者楊建業采訪了蘆荻。是年12月29日，楊建業的專訪《在毛主席身邊讀書———訪北京大學中文係講師蘆荻》發表在《光明日報》上。其中一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