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蘆荻向主席請教《三國演義》、《紅樓夢》和《水滸》等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這天，主席先談了《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幾部書，接著又談了《水滸》。蘆荻請教主席：“《水滸》一書的好處在哪裏？應當怎樣讀它？”主席便講了那些後來發表的評《水滸》的話。毛主席對《水滸》的評論全文，是蘆荻奉命整理的，所據完全是毛主席當時手書的原文和談話的記錄。
蘆荻告訴記者：毛主席評《水滸》，完全是對《水滸》這部小說講的，並沒有別的意思。1975年9月底，她在離開中南海以前，就曾給主席醫療組的同誌講了怎樣理解毛主席評《水滸》的課，講課中特意說明：現在有人說黨內有投降派，要抓現代的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沒有那個意思。
這段回憶當然是為了以正視聽，核心是強調《關於〈水滸〉的評論》“所據完全是毛主席當時手書的原文和談話的記錄”，這就打破了談話是蘆荻“炮製”的說法；再者強調談話“沒有別的意思”，即沒有“抓現代投降派”的用意，這就揭露了“四人幫”利用“評《水滸》”另作文章搞陰謀政治的老底。但是，專訪也許受體裁和發表時機的限製，失之太短，許多內容語焉不詳，不能滿足人們想詳細了解“評《水滸》”談話來龍去脈的心情。
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作家葉永烈專訪了蘆荻，采訪記《讀講詩文的蘆荻》收入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的秘書們》一書。關於毛澤東“評《水滸》”談話的細節，葉先生作了大段描寫：
1975年8月14日淩晨2時（應是8月13日晚，談完話的時間是次日淩晨———引者注），蘆荻接到毛澤東秘書的電話，說是要她過來讀書。蘆荻迅即前往毛澤東住處。
那天，毛澤東剛忙完公務。他跟蘆荻又聊起了古典文學問題。像往常一樣，毛澤東談著，她拿出筆記本記錄。有時，遇上聽不清楚的話，毛澤東在紙條上寫幾個字。蘆荻的記錄清楚表明，那天毛澤東先是談李白，然後談柳宗元，接著談起了《紅樓夢》，又從《紅樓夢》把話題轉到《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毛澤東完全是在那裏即興漫談，想到什麼說什麼，發表著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見解。
當毛澤東提及《水滸傳》，蘆荻猛然記起一樁往事：
那是去年———1974年，《北京日報》一位姓謝（解———引者注）的負責人，忽地來到了北大，向中文係約寫一篇評論《水滸傳》的文章。約稿時，定下了調子。說《水滸傳》“隻反貪官，不反皇帝”。蘆荻當時也在座。她感到不可理解，因為學術界向來對《水滸傳》評價頗高，稱它是“農民起義的教科書”，甚至稱為“千古不朽的農民運動的史詩”，如今怎麼變成“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了呢？她覺得無法按照這樣的調子寫評論《水滸傳》的文章，可是又隱隱約約感到那話很有“來頭”。她追問是誰說的話，《北京日報》的負責人不肯說出來是誰。……既然是上邊布置下來的“任務”，教研組裏還是進行了討論。教師們都覺得根據那八個字很難下筆。後來勉強寫成了，《北京日報》大抵不滿意，沒有發表。蘆荻風聞，那八個字是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及的。《北京日報》“聞風而動”，所以到北大中文係約稿……
既然毛澤東鼓勵她提問題，這時，蘆荻就問道：“主席，聽說你講過《水滸傳》‘隻反貪官，不反皇帝’？”
毛澤東點了點頭說：“那是我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
這時，坐在一旁的張玉鳳，也插話說：“去年在武漢時，我正讀《水滸傳》。主席見了，對我說過，‘宋江是投降派’！”
於是，蘆荻請毛澤東詳細談談應當怎樣讀《水滸傳》這部書。
這樣，也就引發出毛澤東的一大段議論。
蘆荻的筆，沙沙地作記錄，記下了毛澤東的話。
後來，蘆荻這麼回憶：
“主席講《水滸傳》時，談笑風生，和藹幽默。就該書的主導的政治傾向問題，他反複舉例，細致地進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魯迅，每次談話，都要提到他。當他聽我說北大中文係正在修改小說史稿時，便說，魯迅評小說評得好，要好好學習魯迅的思想觀點。他更盛讚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對《水滸傳》的評論，稱讚魯迅的評論精神，對金聖歎的腰斬《水滸傳》和大量發行的這一腰斬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滿。……”
毛澤東說，應該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門印行。他說，印行百回本，讓讀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漢們怎樣興而又怎樣敗，還其本來麵目，讓讀者知道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蘆荻忙於記錄。她覺得毛澤東的見解，頗為深刻。她隻是從學術的角度，理解毛澤東的話。
張玉鳳畢竟是秘書，她從秘書的角度考慮問題。她以為，毛澤東的話就是指示。毛澤東說要印百回本，那就應當加以執行、貫徹。於是，她問毛澤東：“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滸傳》印出來？”
毛澤東答道：“好。”
這時，張玉鳳便對蘆荻說：“蘆老師，你把主席的指示，寫一下吧。”
蘆荻從未起草過文件之類，她遵照毛澤東的意思，寫下他的這麼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