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主席指示要出全傳，所以才有了批示。當時主席發音很困難，湖南口音又重。平時談詩詞，因為我背誦的作品很多，所以一般都能聽懂。但主席有時怕我聽不懂，就用鉛筆寫。關於《水滸傳》的批示，是我根據主席的談話記錄整理的。當時主席也怕我聽不懂，用鉛筆寫了好幾個字和句子。我把整理稿給主席看，主席靠在床上，拿著鉛筆逐字看了，抬起頭，衝我擺手，說：好，就這樣！於是就形成了關於《水滸傳》的批示。這時已經是8月14日淩晨2點。我到外間房裏幫助寫信封，因為主席的批示要發給姚文元，他當時是主管宣傳工作的。很快姚文元辦公室就送回了打印稿，並附有姚的一封信，說明要貫徹主席的批示。我發現，姚已經開始歪曲主席的原意。另外我在校對時，發現主席原來寫的“摒晁蓋”的“摒”字被改成了簡體的“屏”字，就堅持要改回來，認為應當完全忠實於主席的原文，還把主席寫給我的那張字條附在了退給姚辦的信封裏。蘆荻第三次回憶，補充了毛澤東談《三國演義》和《紅樓夢》的具體內容，補充了談《水滸傳》涉及阮氏兄弟是否“反皇帝”等內容（這是正式發表的“談話”記錄中沒有的），還說到毛澤東手書的“摒晁蓋”的摒字被改成簡體的屏字，她堅持改回來。綜合這三次回憶，應該說我們對毛澤東“談話”的情形和初衷有了較為全麵的準確的了解。可以排除一些無稽之談和不經之論。曾經有人懷疑蘆荻關於毛澤東評《水滸》談話記錄整理稿有舛誤。為此，蘆荻曾於1981年致函首屆全國《水滸》討論會，“她寫道：對毛主席的話，我是如實地記錄下來的，連一個標點符號也未敢改動”（《湖北大學報》1993年12月25日），證之各方麵材料，蘆荻此言不虛。
姚文元：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是那時的“輿論總管”。毛澤東關於“評《水滸》”的談話記錄，關於出版《水滸全傳》的最新指示，首先送到他那裏。
8月14日當天，姚文元很快給毛澤東寫了“請示報告”。三個小時之後，姚文元的“請示報告”即送到毛澤東手中。他在報告中說：
接到主席關於《水滸》的評論後，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從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的需要看，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批判《水滸》研究中的階級鬥爭調和論的觀點，是很需要的。主席的批評揭露了《水滸》宣揚投降主義路線的本質，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義的真麵目……這不但對於古典文學研究，對於整個文藝評論和文藝工作，而且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
為執行主席提出的任務，擬辦以下幾件事情：
一、將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在京同誌，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市委大批判組謝靜宜和上海市委寫作組。附此報告。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學出版社同誌傳達落實主席指示，做好三種版本印上魯迅評論的工作。我還看到一種專供兒童青年讀的《水滸》，是根據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寫前言，增印魯迅的話，否則流毒青少年。
三、在《紅旗》上發表魯迅論《水滸》的段落，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訂一個計劃。（摘錄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對姚文元關於開展對〈水滸〉評論的報告等的批語》一文的注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59—460頁；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70—171頁）
毛澤東在這個“請示報告”上批示“同意”。
8月18日，姚文元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討論情況及初步規劃各一份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閱後再次批示：“同意。”
9月2日，姚文元在《人民日報》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送審稿上寫道：“《人民日報》擬發一短社論，引用主席的一段評語，現送上，請審批。”毛澤東當天在送審稿上批示：
“送小平、春橋閱。這樣，可不發內部指示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