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這篇社論兩天後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社論引用了《關於〈水滸〉的評論》的前兩段話，用黑體排出，這是當時發表毛澤東“最高指示”的習慣做法。毛澤東的第三次批示，耐人尋味。他要求將社論稿送給鄧小平、張春橋閱，顯然是想爭取黨內高層領導對評論《水滸》的擁護和支持。有了社論傳達“最新指示”，就可以不發內部指示，似乎又有不發表“談話”全文，不進行黨內動員，適當控製運動規模和深入程度的意思。
“輿論總管”可不去細考慮這些，他抓到了尚方寶劍，完成了“合法手續”，就“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把一次純粹的個人之間的學術漫談，轉瞬之間演變成一場全黨全國人民都卷入進來的、空前規模的“評《水滸》”運動，導演了一幕幕輿論戰：
《紅旗》雜誌1975年第9期發表了姚文元親筆修改的短評《重視〈水滸〉的評論》，又在“用《水滸》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總標題下，發表了一組評《水滸》的文章，作為“樣板”。《人民日報》當即在8月31日予以轉載。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
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有了《紅旗》評論，有了《人民日報》社論，才短短幾天，就在全國掀起了評《水滸》的“高潮”。一時間，大報小報評《水滸》，大會小會評《水滸》，工人農民評《水滸》，億萬人民評《水滸》。
“輿論總管”發起這麼個“熱潮”，究竟幹什麼呢？且看他親自組織的評《水滸》“範文”的內容：
《紅旗》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中說：“宋江對晁蓋起義路線的‘修正’，是對農民革命的背叛，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就是搞修正主義。而《水滸》正是肯定了讚美了宋江的修正主義。”“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證明：搞修正主義，必然要當投降派，出賣革命，充當反動派的走狗。這是一切修正主義者的特點。”“充分開展對《水滸》這部書的批判，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眾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麵目。”“從古代投降派宋江身上，可以看到現代投降派的醜惡麵目。”
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竺方明”的長文《評〈水滸〉》。文章說：“在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要反修防修，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必須知道投降派，識別投降派，反對投降派。”
《人民日報》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更明確地提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評論《水滸》的主題就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對比一下就會知道，如果說毛澤東的評論《水滸》還隻是著眼於小說的主導政治傾向，著眼於主要人物的社會認識價值，而“輿論總管”《水滸》評論的“頭排炮彈”的“彈著點”，則是揭露“現代投降派的醜惡麵目”，他把評論《水滸》定性為“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其目的隻在於知道、識別和反對投降派。
小說中的宋江已經微不足道，他們隻是要抓出現實生活中的“宋江”。
1975年11月，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出現，“評《水滸》”又與揪“黨內資產階級”結合起來，其鬥爭矛頭更集中地指向接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姚文元在發表於《紅旗》雜誌1976年第1期的《評論〈水滸〉的現實意義》中加過一段話：“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指示特別強調了領導權的重要性。‘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義者宋江篡奪了領導權，排斥了革命派晁蓋。”《水滸》屏晁蓋於108人之外，隻是作者出於結構上的考慮，與小說人物宋江毫不相幹。姚文元的話給人的感覺是宋江為奪權而排斥晁蓋，這是偷換命題。他這樣說，其字麵後的文章顯然是為了影射攻擊鄧小平。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後，隨著“四人幫”篡黨奪權步伐的加快，“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發展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們所一直沒有舍棄的評《水滸》運動也隨之升級加溫。1976年3月10日，姚文元在《人民日報》社論中，親筆加上這樣的話：“正同《水滸》中的宋江在農民起義隊伍中卻代表地主階級一樣，走資派名為‘共產黨員’，實際上代表黨內外的新舊資產階級。”“四人幫”控製下的輿論工具，也紛紛炮製文章，叫喊要“揪宋江式的走資派”，許多地方刮起了一股股揪“投降派”，抓“活宋江”的妖風。
評《水滸》的延續與當時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起，構成了“文化大革命”這場內亂走向窮途末路的回光返照。姚文元之流對毛澤東評《水滸》談話意圖的歪曲和利用，不僅加重了“十年內亂”中的災難，也加重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
其實，姚文元在“文革”以前，也曾評過《水滸》。看看當年姚文元對《水滸》的意見，對於認識他的政客作風很有裨益。
姚文元當年的見解，與毛澤東評《水滸》談話的觀點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