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軍占據香港後，為了利用中國名人出麵宣傳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中日親善”，達到欺騙世界輿論的卑鄙目的，一方麵對香港百姓凶殘肆虐，一麵又對匿居在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施以懷柔政策。他們派了一些諳熟中國文化的“中國通”出麵對知名人士拉攏利誘，企圖使他們就範。
一天，胡蝶一家正在收拾被日本兵“參觀”後的房間，日軍報道部藝能班長和久田幸助登門造訪，這位一口廣東話說得比胡蝶還純熟的“中國通”，一進門就是點頭哈腰，連聲問候，親切地詢問胡蝶一家是否需要幫助。胡蝶看他那樣子，就知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對他不理不睬。果然，不一會兒和久田幸助就向胡蝶提出三個條件：平等合作，尊重自由，接受日軍的保護。胡蝶不知道對方的意圖，隻好不停地點頭敷衍。第二天，胡蝶收到了“良民證”和“食品配給卡”，但是日本人也越來越常來串門了。雖然來時都客客氣氣的，但臨走時，總會毫不客氣地順手帶走一些值錢的東西。沒過多久，和久田幸助又一次不請自來，說是日本影迷皆欲親睹“皇後”的風采，特邀胡蝶去日本訪問，並擬定由她拍一部電影《胡蝶遊東京》，過幾天就要啟程。直到這時，胡蝶才弄清了日本人對她“友好”的真實目的。
胡蝶想起了當時也在香港的梅蘭芳也曾被威逼利誘為日本人演戲，但是梅蘭芳蓄須言誌，委婉而堅決地拒絕了在日本統治下的香港登台。當時胡蝶對梅蘭芳不畏強暴堅守民族氣節的行為深為敬佩。她胡蝶雖然是一介女流，但國難當頭，又怎能為國家抹黑？何況所謂毫無政治內容隻是自欺欺人，在這種時候去東京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但要硬頂著不去，麵對凶殘的日本侵略者，無異於以卵擊石，得想出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才行。
和久田見胡蝶沉默不語，以為她動心了，正要繼續勸導，胡蝶開言了，“謝謝和久田君的盛情，幾年前我遊曆歐洲，曾大開了眼界，現有機會去東京當然也不錯。”和久田一聽胡蝶此言，以為大功告成，不料胡蝶話鋒一轉，“隻是我已有孕在身，不便拍片，是否等分娩以後再說？”和久田盯著胡蝶看了一會，似未見有懷孕的跡象，但胡蝶的表情從容鎮定，也不大像說謊，和久田將信將疑，為了保持“親善”的姿態，而且還要指望胡蝶合作，終究不能用強，於是就答應了胡蝶，待她生下孩子後再去東京。
其實，胡蝶並未懷孕，她是一時急中生智，想出了這個借口以爭取準備出逃的時間。自和久田此次登門後，胡蝶和潘有聲都明白，無論多麼艱難危險，該是逃出香港的日子了。
3.一生心血付之東流
逃跑的決定一下，胡蝶立刻開始將財物收攏裝箱。而潘有聲設法通過秘密渠道與活躍在這一帶的抗日遊擊隊聯絡，請求他們的幫助，並安排好逃亡的路線及方法。他們找到了有著俠義心腸的楊惠敏，將全家的性命和財產都托付與她。
楊惠敏是位具有傳奇色彩的青年女子。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日軍進攻上海。10月下旬，中國軍隊退至蘇州河沿線，為抗擊日本侵略者，中國軍隊88師一個團的數百名士兵，在團副謝晉元的率領下，孤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舍生忘死，英勇不屈。上海市民紛紛以各種行動支援守軍，年僅15歲的楊惠敏冒著日寇的槍林彈雨，深夜泅渡蘇州河，以童子軍戰地慰問團的身份，代表上海市民向堅守陣地的壯士獻上了一麵中國國旗。壯士和楊惠敏的事跡曾在報刊廣為報道，轟動了全國。中國電影製片廠將此事拍攝成紀實故事片《八百壯士》搬上大屏幕。該片感動和激勵了無數中國人，特別是當銀幕上映出楊惠敏泅水送旗，中國國旗在戰火硝煙中高高飄揚在“四行倉庫”上空時，觀眾無不熱淚盈眶，激動不已。
該片也曾在香港公映，胡蝶也為之深受感動。如今見到真人，她更是油然而生對英雄的仰慕。當她聽說自香港淪陷後，楊惠敏曾多次秘密進入香港，從事營救在港的知名人士返回內地的工作時，更是直呼“天助我也”。她迫不及待地拜托楊惠敏幫她將一家老小和30餘箱家當財物運回國內。
楊惠敏爽快地答應了幫助胡蝶回國的要求。但是她卻向胡蝶表示，30多個箱子實在是有點多，而且政局兵荒馬亂的，想要平安的運回內地肯定有些困難。她建議胡蝶把貴重的東西托付在可信任的友人家裏，隻帶些隨身細軟潛回國內。等到局勢平定之後再做打算。但是胡蝶卻麵露難色。她是個明星，更是個愛美的女人。回國之後難免要進行各種應酬，到時再置辦行頭，不但花費更多，而且很難買到稱心如意的東西。何況這30個箱子裏還有她從影以來的各種紀念品，特別是遊歐期間所得的各國贈品，她的高檔服裝、戲裝以及其他財物，可以說除了部分可隨身攜帶的細軟首飾以外，胡蝶十多年來置下的主要家當全在此了。萬一沒有看護好，被日軍劫去或者被流民爭搶，她一生的心血就付之東流了。再加上要養活一家老小，離了這些錢也不行。所以胡蝶一再堅持。楊惠敏隻得答應，並保證幫胡蝶運回國內。
在楊惠敏的提醒下，胡蝶為了迷惑監視著她的日本人，平時很少上街的她，也開始頻頻在街頭露麵，或購物，或訪友，做出一付要在香港長住的樣子。
逃跑的日子定在1942年8月27日。清晨，胡蝶全家裝作走親戚的模樣，平靜地走出了家門。他們由遊擊隊安排的人帶路，避開人煙稠密的地方，擺脫了日本特務的跟蹤，進入村野。他們換上樸素的衣褲，混進村民之中。兩個孩子由遊擊隊的人用籮筐挑著，一頭一個，胡蝶和潘有聲則步行，一行人整整走了一天。胡蝶從出生以來都是被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何曾吃過這種苦？她穿慣高跟鞋的玉足在粗糙的布鞋裏被磨得都起了泡。因為走的是荒野和崎嶇的山路，他們中途還在路邊的小飯館吃一餐飯，雖然隻是粗茶淡飯，但是卻讓想到馬上要離開香港的胡蝶感到十分可口。
走了一天，幾個人總算逃到了廣東的惠陽。遊擊隊員指點胡蝶夫婦由此坐柴油車到曲江。潘有聲交給遊擊隊三千元港幣，感謝他們的幫助，也對抗日事業盡一點心意。
就在胡蝶一家逃離香港的次日中午，胡蝶在港寓所客廳的電話鈴聲大作，電話是和久田幸助打來的，為了監視胡蝶的動向，他經常打電話或派人前來偵察一下，看看胡蝶及其家人是否有異動。這天久久沒有人接聽，讓和久田感到有些不妙。他親自趕去勘察，這才確定胡蝶一家在他的眼皮底下逃走了。五天後，胡蝶在曲江召開記者招待會，會上，胡蝶慷慨陳詞：“我向全世界表示，也特別是向日本侵略軍表明，我雖然隻是一個演員，但在這民族大難的時刻，我很清楚我所應選擇的道路。”第二天，不僅中文報紙，而且外文報紙均在顯著位置刊登了胡蝶逃離香港回到內地的消息，轟動一時。人們都為胡蝶一個弱女子，不畏強權，敢於逃出日軍的封鎖線的行為大加讚賞。
胡蝶一家初到曲江，一時無法找到房子安家，隻得暫住船上。不久，得到電信局長李大超的幫助，找塊空地蓋起了一幢簡易房屋，取名為“蝶聲小築”，取的是胡蝶和潘有聲兩人名字中各一字，頗有詩意，一家人總算安頓下來。這時，李漢魂和吳菊芳夫婦代表國民政府給胡蝶送來了2萬法幣的救濟金，以表示政府對胡蝶深明大義的嘉許並幫助她渡過眼前的艱難時日。胡蝶婉言謝絕道：“我們一家雖然現在有些困難，但比起一路我見到的那些衣衫襤褸、麵黃肌瘦的難民來說，已經好得多了。希望李先生能夠將這筆錢轉給需要救濟的窮苦難民。我自己的積蓄已經托楊惠敏女士送來了，現在應該在路上。隻要箱子一到，我們以後的生活就有著落了，不勞李先生費心了。”
胡蝶的話裏雖然沒有著急的意思，但是她心裏對這批行李已經望眼欲穿。她也知道那麼多箱子要運送過來，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他們在曲江住了一年有餘，箱子始終沒有等到，胡蝶心中已有不祥的預感。
隨著戰火逐漸逼近曲江，胡蝶和潘有聲決定前往重慶避難。因去重慶的交通很是不便，他們隻得走一程算一程。1943年10月胡蝶一家抵達廣西桂林。這一路上吃盡千辛萬苦不用說，那種戰火蔓延，國破家亡，顛沛流離，滿目瘡痍的情形，真讓胡蝶心驚肉跳。
好不容易捱到桂林，一家人已疲憊不堪。離戰火比較遠了，再加上掛念財物，胡蝶和潘有聲又改變了立即赴重慶的計劃，打算先在桂林住一段時間再說。為了免得坐吃山空，潘有聲與幾位朋友合組了公司，經營藥品和生活用品以補貼家用。
一天，胡蝶漫步桂林街頭，猛然發現一家拍賣行內掛著一件銀狐皮大衣分外眼熟，她忙走近一看，頓時覺得天旋地轉——這件大衣正是她收拾在箱子裏，交給楊慧敏的重要物品。她連忙走進拍賣行，又發現了她上年拍攝《孔雀東南飛》時的戲裝以及其他貴重衣物，這些衣物怎麼會出現在桂林街頭的拍賣行中？胡蝶急忙向店主詢問這些服裝的來曆，店主答道是從香港購回的。胡蝶馬上意識到，她的行李出了問題，頓時花容失色，跌跌撞撞地趕回家裏。
潘有聲得知這一情況後，看著失魂落魄的胡蝶，心情也變得異常沉重，他知道，30餘個箱子中裝的是胡蝶前半生的幾乎所有的積蓄，胡蝶一貫節儉，但是身為電影明星，這些行頭都是工作需要才置辦的。當年拍電影時角色的服裝大多由飾演者自備，丟了戲服就等於丟了飯碗。情況尚未十分明朗，胡蝶和潘有聲都心存僥幸，希望丟失的隻是30餘件中的一小部分。但不久以後，潘有聲通過各種渠道很快查明，交由楊惠敏運送的全部行李均已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