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前來滁州，僅有二三子弟陪伴在側；他來滁州後不久，周圍很多人便慕名追隨而來。如此一來，王陽明便常攜弟子們流連於山間水畔，一邊沉醉於滁州山水，一邊不失時機地隨時隨地向弟子們開悟講學。過得可真是隱士一樣的逍遙生活。
遊學琅琊山時，王陽明曾作《山中示諸生五首》（《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頗能概括他當時的行跡與心情。其中第一首便揭示了心學的宗旨：
其一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
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
鳴鳥遊絲俱自得，閑雲流水亦何心？
從前卻恨牽文句，展轉支離歎陸沉。
王陽明向來都提倡寓教於樂、寓教於遊，隨處開悟弟子。在他看來，美麗的自然山水不僅能陶冶人的心性，讓人靜以自悟，還有助於領悟前輩聖賢的思想。在這首詩裏，王陽明再次提到朱熹之學，“從前卻恨牽文句，展轉支離歎陸沉！”朱子醉心於研讀經典，忙於尋章摘句，卻忽略了對自己內心的感悟，這樣隻會在求道的路上越走越遠，最終迷失。王陽明此詩是對自己和弟子們的一種告誡。
其二
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
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春。
其三
桃源在何許？西峰最深處。
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其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
小亭閑可坐，不必問誰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閑。
不知山月上，鬆影落衣斑。
接下來的這四首五言絕句，寫得可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頗似唐代大詩人王維的詩風。
當年孔子的弟子們圍坐於孔子身畔與他談誌趣，子路、冉有、公西華紛紛侃侃而談，唯曾點坐著彈琴自樂，孔子問到他時，他鏗然將琴停下，站起來回：“亦乎二三子者之撰。”孔子問：“何傷乎？亦各言其誌也。”曾點遂向孔子道出自己的誌趣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時節，換上春服，和五六個誌同道合的成年朋友，帶上六七個少年，到沂河洗洗澡，到舞雩台上吹吹春風，然後唱著歌回來。那是何等的愜意瀟灑。孔子也不由喟然而歎：“吾與點也。”
王陽明與弟子們，正似當年的孔子與弟子們。暮春時節，滁水似沂水，溪山春光正濃，那樣的好時光，怎能少了吟誦來助興？在王陽明看來，那一片山水一點也不亞於當年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一泓清池，兩朵春花，一條潺潺流過的山溪，一座無名的小亭，都足以讓人心生恬適。
坐看雲起雲落，靜聽花開花謝。那樣的日子，如花浴春風、泉流月下，不知不覺就悄然溜走了。
在滁州，最讓人難以忘懷的，該是那月明星稀之夜，王陽明與數百名弟子環坐龍潭而歌詠。月光朗朗，山風颯颯，一群醉到忘情的人，不去計較師徒之別、身份高下，他們的歌聲與吟誦之聲響徹山穀林樾。弟子們邊歌邊舞，有疑惑隨時向陽明先生請教，那該是這世間最歡樂，又最宏大的課堂。天為幕，地為席，月照龍潭，潭映月影，無聲地注視陪伴著那師徒幾百人。那時，王陽明被熱鬧與熱烈包圍。
很多時候，他也會踏著山中月色獨往龍潭。一個人的日子裏不能隻有熱鬧，熱鬧得久了就會寂寞。倒是那潭邊靜坐的日子，會讓王陽明尋到一份更加難得的自足。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
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一時鳴。
草露不辭芒履濕，鬆風偏與葛衣輕。
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南江北無限情。
——《龍潭夜坐》（《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
王陽明非常注重於靜坐中修煉感悟，他也常教弟子們要靜坐凝思。在滁州，有一位叫孟源的弟子卻屢煉不成，就跑來向王陽明傾訴：“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王陽明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決不得，隻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專精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在這裏，王陽明仍然不離自己“心即理”的心學宗旨，教導弟子從自己的心上努力尋求天理，天理精明，思心雜念自然而然熄滅。
關於自己早年沉迷佛、道二氏，王陽明曾多次向弟子、友人提及過。弟子王嘉秀與蕭蕙好談仙佛，王陽明遂以自己的親身經曆來警之曰：
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嚐篤誌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隻有毫厘之間，故不易辨，惟篤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憶所及也。
弟子王嘉秀與蕭琦子玉返鄉之時，王陽明就曾寫詩來論儒教與佛教、道教之間的區別。他告誡弟子們，儒教應以簡練、平實為本，要通過實踐來悟道。當年王陽明從龍場往廬陵赴任途中經過辰州時，他曾教冀元亨等弟子“靜坐”，他走後，有些弟子卻將此誤解為“坐禪入定”，王陽明把這首詩也送給那些弟子們。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
迢迢數千裏，拜我滁山前。
吾道既匪佛，吾學亦匪仙。
坦然由簡易，日用匪深玄。
始聞半疑信，既乃心豁然。
譬彼土中鏡，暗暗光內全。
外但去昏翳，精明燭媸妍。
世學如剪彩，妝綴事蔓延。
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
所以君子學，布種培根原。
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
秋風動歸思，共鼓湘江船。
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
臨歧綴斯語，因之寄拳拳。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
兼寄辰陽諸賢》（《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
在這首詩中，王陽明除向弟子們講述儒教與佛教、道教的不同之外，還再次強調了事物內在、本原的重要性，對多數儒生重視外在枝葉而忽視布種培根的做法提出批評。
關於君子之學的布種培根之說，王陽明在與弟子徐愛講《大學》時已傾心交談過，那次他們談的是孝：
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請求？隻是有個頭腦，隻是有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請求。就如講求冬溫，也隻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隻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隻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傳習錄》上卷
這一學說被後世稱為“培根說”，即凡事從心上尋根溯本、培養其根源，根源正自然會枝繁葉茂。無論是孝悌之心，還是做學問、教書育人，無不如此。王陽明發現“心即理”之後，又提出這“培根論”，並一直致力於豐富此論的內容。到他晚年時，該論逐漸演化為“致良知”。此論被認為是王陽明心學的三大學說之一，另外兩大學說分別為“立誠說”“良知說”，容待以後再細加分說。
與朱熹的學說相比，王陽明的學說可謂“培根學”，朱熹的學說可謂“枝葉學”。枝葉注重表象，自然會陷於支離，這也是陽明心學與朱子之學分道揚鑣的重要原因之一。
應該說，在滁州任職的這一段時間，是王陽明生命中少有的一段逍遙歲月。滁州山水間，他也曾生出一份歸隱之意：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
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
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
遺音滿空穀，隨風遞悠揚。
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
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複何事，吾道歸滄浪。
——《梧桐江用韻》（《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
這首詩中，王陽明提到了孔子和他的弟子顏淵。孔子為實現自己仁愛天下的抱負周遊列國，卻備受挫折而淒淒惶惶，他的弟子顏淵身處陋蒼巷卻未曾忘卻塵世。倒是當年屈原在滄浪河邊遇到的老漁父更為灑脫，他對屈原說：“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這首詩表達的正是王陽明的歸隱欲望。
然而，王陽明注定是一個“閑”不住的人，盡管他屢屢生出歸隱林下的願望，但在山中閑適太久了，他又生出絲絲的不安來。
林間盡日掃花眠，隻是官閑愧俸錢。
門徑不妨春草合，齊居長對晚山妍。
每疑方朔非真隱，始信揚雄誤《太玄》。
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邱園。
——《林間睡起》（《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
某次林間睡起，王陽明忽然就被這樣的不安給侵擾了。這樣日日流連於山間林下的日子，是否過得太過舒適？是否愧對了朝廷給他的俸祿？對於遁世歸隱之事，王陽明不由得又重新審視思考。當年東方朔因直言相諫，被漢武帝貶到金馬門（漢武帝時宦官的署門）任職，他並沒有任何埋怨，也未就此歸隱林下，而是馬不停蹄地走馬上任去了。東方朔曾說：“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東方朔才是真正的大隱之人啊，倒是那個與他同朝為官的揚雄高調避世。東方朔曾仿《易經》著《太玄》，而被稱為當世大儒。可他的《太玄》裏卻充斥著趨炎附勢之嫌，把《易經》之理也給蒙蔽了。敬仰東方朔而非揚雄，可見王陽明對自己現狀的反思之意。
食朝廷俸祿，為朝廷分憂。正德九年四月，四十三歲的王陽明離開滁州，升南京鴻臚寺卿。他又將在南京開啟他新的一程。
4.辭別滁州南京講學
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王陽明被任命為南京鴻臚寺卿（鴻臚寺是接待外國使臣的部門，寺卿就是此部門負責接待的長官）。四月二十五日，他離開滁州趕赴南京。
王陽明是正德八年十月到滁州赴任，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他離開滁州，細細算起來，王陽明在滁州的時間剛好半年。半年時間裏，有許多滁州學子紛紛前來，拜在王陽明的門下。他來時，隻有區區二三弟子相隨，等他走時，送行的隊伍卻綿延數百米。
送了一程又一程，那是一次漫長而又艱辛的離別。從早晨出發，一直到黃昏時分，從王陽明的滁州任所一直到滁州東南部的烏衣，眼看著西天的紅日就要墜向山後，弟子們仍然不願止住送行的腳步。送君千裏，終須一別。盡管王陽明的心中同弟子們一樣充滿不舍，但在離別的路口，他這位為師者一定要率先變得堅強。一首《滁陽別諸友》（《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是王陽明送給弟子友人的殷殷叮嚀，也是他對未來生活的一種信心展示。
在該詩前麵有一段小序，王陽明在序言中寫道：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王性甫汝德諸友送到江浦（滁州附近的縣城），必留居，俟予渡江。因書此促之歸，並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複來滁州。
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
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
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
何必驅馳為，千裏遠相即。
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蹠對麵不相識？
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門轉盼成路人。
潮來潮往，滁水入江東流去，流不走的是滔滔相思水。可空有相思，又有何用，倒不如把那一腔相思化作尋求明德的熱情，可以略慰相思情。那明德天道，也並不需要你們苦心四處尋找，隻要心中有，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當年舜帝對堯帝心懷敬慕，他更深知堯帝的心，麵對那祭祀的羹湯、倚坐的竹牆，都可以讓舜想起堯帝的音容笑貌，進而聯想起堯帝的高貴品格。相反，就像孔子與盜蹠，即使麵對麵坐著，也像遠隔重洋，道不同也。那店主招待客人時百般熱情，可一旦客人離去後，他們立刻就變成陌路，心意不相通也。你我師徒如今雖然就要分別了，可我們彼此誌趣相同、心意相通，即使遠隔千裏，也能心心相係，又何必如此悲傷？
王陽明的這首別詩，既道出了與弟子、友人的依依別情，又表達了對聖人的崇敬與向往。麵對陽明先生這番深情的叮嚀，弟子們縱是再不舍，也不得不停住送行的腳步了。
與滁州眾弟子、友人的別離，無可避免地又帶給王陽明一份傷感，但此次南京之行也有讓王陽明欣慰的地方，他的弟子徐愛，也到南京來上任，他們又可以在南京相聚講學了。
王陽明抵達南京，幾乎是他前腳剛到，後腳又有故交、弟子追隨到南京來了。據《年譜》記載，在這期間來到南京伴隨王陽明左右，聽他講學，與他切磋學問的有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林達、鄭騮、周積等幾十人。王陽明初到任，也無多少事務，便日日與弟子們相聚講學，師徒相學共長，倒是其樂融融。
還有人陸續從滁州慕名而來，王陽明牽掛那些尚在滁州的弟子，不免向他們打聽弟子們的近況，可他從來人的嘴裏，卻聽到了並不讓人開心的消息：自王陽明走後，一些曾經拜在他門下的弟子便開始高談闊論——實在有違先生的教誨。
子不教，父子過，生不教，師之過也。在王陽明看來，滁州某些弟子出現這種狀況，與自己的教導不到位有關係。得知滁州友人帶來的那些消息，王陽明曾不無傷心地說：“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汙，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隻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也就是從那時起，王陽明對自己的教學方式進行了反思與改進。人唯有省察克治，不斷提高自省能力，才能夠慢慢做到學以致用，才會日有所獲。
還在滁州時，滁州弟子孟源就曾屢屢求教於王陽明。這個孟源，平素就有好名之病，王陽明曾屢次提醒批評。某次陽明先生剛剛批評完了，孟源老毛病又犯了，王陽明臉色當即沉下來：“爾病又發。”孟源欲辯解，陽明先生又說：“爾病又發。”那次，陽明先生也用一個巧妙的比喻來開導孟源：
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隻滋養得這個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麵被此樹葉遮覆，下麵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隻是滋養得其根。
——《傳習錄》上卷
在王陽明看來，好名就如生長在孟源心中的一棵大樹，故此樹不除，即使孟源做出再多的努力，也難以取得進步。此論形象易懂，曾讓孟源感觸良多，也漸漸收斂了那好名之病。
王陽明到南京後，孟源又特地從滁州趕到南京向他求教，臨別之時，孟源要求陽明先生書軸留言，以永示激勵。在寫給孟源的留言中，王陽明對自己曾教授給弟子們的“靜坐悟入”進行了反思，也希望孟源能將他的這番苦心帶回滁州，一並告訴他在滁州的弟子同道。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汙，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複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
孟源伯生複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為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誌。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雲耳。
有前麵滁州講學暴露出的問題，在南京講學時，王陽明尤為提倡實踐的作用。陸澄是在王陽明來南京之後，來拜陽明先生為師的。他一向喜歡靜坐冥思，曾就此問題多次向王陽明請教。陸澄在南京鴻臚寺小住期間，某天突然收到家信，信上講他小兒病重。陸澄心急如焚，恨不能腋下生翼飛回家去。王陽明讓他不要急，一定要於事上磨煉。陸澄不解，遂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陽明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煉。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作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隻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傳習錄》上卷）有了王陽明的這番安慰，陸澄才慢慢平複下來。
於生活中隨時隨地取材，並因材施教，是王陽明講學的一大特點。像他如此開悟陸澄這樣的例子，在他的講學生涯中比比皆是。
還在龍岡書院講學時，王陽明就曾向龍場的弟子們講述立誌之重要，此後，他又多次提及。來南京講學後，陸澄向王陽明請教立誌之事。王陽明回答道：
立誌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隻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傳習錄》上卷
在王陽明看來，立誌即為培根之學。
正德十年，在南京講學期間，王陽明的弟子郭慶要回黃岡家鄉，臨別，他向陽明先生請教立誌之說，王陽明作《贈郭善甫歸省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相贈。在這篇別序中，王陽明以農耕播種為例，向弟子郭慶闡述了立誌的重要性：
郭子自黃來學，逾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誌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為夙夜勖。”
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惶惶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
“夫誌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誌之弗端，是荑稗也。誌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荑稗也，吾嚐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荑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荑稗之弗如也。”
“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誌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
“從吾遊者眾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誌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君子於學，如農夫種田，立誌則如播種良種，其關鍵處在於要端正態度，再通過正確的學習來實現自己的誌向；若是態度不端正，就如播下雜草毒苗，再怎麼用功也是徒勞。王陽明以淺顯易懂的農夫種田為喻，希望弟子能端正態度，居敬以持誌，最終實現自己的理想。
關於立誌，朱熹也十分重視，他曾言道：“人之為事，必先立誌以為本，誌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誌，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隻是虛言。立誌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與王陽明一樣，朱熹在強調立誌重要性的同時，也強調了“居敬以持之”的重要性，但王陽明明確指出立誌為學問之根本，而朱熹並未認識到這一點。
正德九年（1514年）秋，王陽明的弟弟守文來南京從學於王陽明，直到第二年夏季才返鄉。守文是王陽明的二弟，為王華的續弦趙氏所生，王陽明唯一的妹妹也為趙氏所生，後來嫁給徐愛。另外，王陽明還有一大弟守儉、三弟守章為王華妾室楊氏所生。在王陽明的眾兄弟姊妹中，二弟守文最是好學，兄弟二人平素感情深厚。手足情，師徒誼，別離之際，王陽明切切叮嚀諄諄教導，讓人讀之動容。
示弟立誌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誌。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誌。誌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汙下者，凡以誌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誌，然後可與共學。”
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誌，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誌，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誌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立者，誌立也。雖至於“不逾矩”，亦誌之不逾矩也。誌豈可易而視哉！夫誌，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誌不立則氣昏。
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誌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複知有其他，然後此誌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隻責此誌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功，隻責此誌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誌，即不怠；忽心生，責此誌，即不忽；懆心生，責此誌，即不懆；妒心生，責此誌，即不妒；忿心生，責此誌，即不忿；貪心生，責此誌，即不貪；傲心生，責此誌，即不傲；吝心生，責此誌，即不吝。
蓋無一息而非立誌責誌之時，無一事而非立誌責誌之地。故責誌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行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
後世大患，尤在無誌，故今以立誌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誌。蓋終身問學之功，隻是立得誌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吻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後世大患，尤在無誌，故今以立誌為說。”此篇關於立誌的文章，不僅僅對王陽明的弟弟守文是一種教誨，也為後世學子們指明了一條正確的求學之路：“立誌”為做學問之根本，成聖是最終目的，而成聖之道在於存天理，去人欲，在於遵從古訓。當然立誌並非易事，要有堅定、專一、恒久的意誌力。在這篇文章中，從立誌的態度到方法途徑，王陽明都做了具體的教導。在人心浮躁被物欲裹挾的當下，它也不啻於一劑催人清醒奮進的藥。所以，後世學者們對此文都非常重視，認為這篇文章是《王文成公全書》中少有的佳作。
5.疲病交加奏請休養
王陽明年少時落下舊疾，多年來又東飄西蕩，貴州龍場的艱苦，廬陵縣令的操勞，一路費心費力講學，都對王陽明的身體健康造成極大的傷害。還在廬陵任縣令時，王陽明的身體就已相當疲弱，加之彼時家中父親、祖母皆已年邁，王陽明對他們越發思念成疾。正德十年（1515年）四月，還在南京的王陽明作《自劾乞休疏》（《王文成公書》卷九）奏請停職休養：
臣由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曆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邇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撿汰群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況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淑慝混淆，使勤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為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幸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未滅，罷歸田裏，使得自附於乞休之年，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然而，此封上疏遞交上去，並未獲得批準，讓王陽明極為鬱悶。
這年夏天，二弟守文也要離開南京回鄉了，與手足離別在即，王陽明更是說不出的心內淒涼。想自己數年來如一片浮萍到處漂泊，離親別家，連最起碼的天倫之樂也無法享受。弟弟守文的到來，曾給他帶來家的溫馨，而今他也要走了。臨別之前，弟弟與哥哥執手長歌以別，一首《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訴不盡的叮嚀與教誨：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
不為倚門念，吾寧舍爾歸？
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興居！
涼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饑。
勿出船旁立，勿登岸上嬉。
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
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嗔笞。
見人勿多說，慎默真如愚。
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
從來為己學，慎獨乃其基。
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
到家良足樂，怡顏報重闈。
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
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
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
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
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為。
望爾日造慥，聖賢以為期。
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從南京到餘姚，山高水長，又正值高溫酷暑，作為守文的老師與兄長，王陽明自是百般不放心。他怕弟弟為貪涼而傍立船頭，又怕他忍不住旅途寂寞登岸嬉戲；他怕他年輕氣盛多說惹禍，也怕他心浮氣躁不能靜心讀書。其實與來時相比，王陽明眼前的這個年輕人已稚氣盡脫，王陽明的心又倍感欣慰，他甚至能想象到二弟歸家之後親朋們的那份驚喜。
此詩語句清淺直白，如話家常，卻是句句含情，絲絲入理，讀來如臨其境。
奏請停職休養的上疏未得獲準，弟弟守文也已返鄉。那個夏天，雖然王陽明還一直在忙於講學與公差，內心卻無法再平靜下來。他一直渴盼自己的奏請能夠獲準，他就可以踏上歸家的路。自從當年離京被貶龍場，王陽明已經太久未能與家中親人相守團聚。祖母年事已高，日日念叨守仁孫兒回家；他和夫人聚少離多，結婚已整整二十七載，膝下連個一兒半女也沒有。說來也是王家憾事，王華一共四個兒子，守仁、守文、守儉、守章，竟然無一有子。這一年，王華在老家操持著把王陽明堂兄守信的兒子正憲過繼到了王陽明名下，王陽明總算是有了後代。正憲八歲了，正是活潑要人教調的時候，如此思前想後，王陽明歸家的心更迫切了。
可他終究等來的不是正德皇帝的恩準，而是一件讓他更為堵心的事。
目光從南京轉向彼時的北京城內，正德皇帝朱厚照正在紫禁城西華門外的“豹房”裏玩得昏天暗地。
何為豹房？舊時皇家禦苑裏飼養虎獸鷹犬，都會有專門的機構派專人飼養，馴鷹養鷹的地方為鷹房，養象的地方為象房，養豹子的地方為豹房。朱厚照登基後，寵信劉瑾，利用他的力量把朝中老臣一網打盡，清除了自己皇權道路上的重重障礙，此後又借楊一清、張永等人之力把劉瑾誅殺，大明皇權徹底落到朱厚照一人手裏。此時，他已長大成人，已更會玩兒，玩的花樣也更多了。朝中總有一些看不過去的諍官不時站出來諫言，為了躲避大臣們的諫言，朱厚照幹脆撥出二十多萬兩白銀在豹房附近肆意擴建，在那裏先後建起兩百多間屋。昔日養豹馴豹的場所，如今被美女男嬖充斥。有了那豹房，朱厚照幹脆連他的乾清宮也不住了，後宮佳麗三千悉數被冷落，他隻任性地躲在那豹房之內，與那幫美女嬖童，日日歡宴，夜夜笙歌，操槍弄刀，鬥獸摔跤，無所不玩，無惡不作。劉瑾去了，又有錢寧、江彬、許泰等一幫新的宦官奸臣日日圍繞他身前身後，一意逢迎。朱厚照越發被寵得沒了底線，已經墮落得無法收拾。
自明朝建立以來，曆代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至正德皇帝，他對藏傳佛教的崇奉已是登峰造極。除豹房裏胡作，他還在京城裏大量封授、供養藏僧。他還親自習學藏傳佛教，建寺禁中，身著僧衣，與藏僧誦經演法，甚至自封為大慶法王。
正德五年，朱厚照在豹房創立“護國禪寺”，與藏僧“群聚誦經，日與之狎昵”。正德九年十月，刑部主事李中指責武宗“於西華門內豹房之地，建護國禪寺，延住番僧，日與親處”。大臣們的反對，早已被朱厚照視若無聞，他依舊我行我素。正德十年七月，朱厚照竟不顧全朝大臣反對，不惜破費大量金銀財物，派人遠赴西藏迎接烏斯藏活佛彌覺多吉。他聽人宣講，彌覺多吉可知三生。大約這位享樂主義的大明皇帝覺得一世享樂太短了，他期望這位法力無邊的藏地活佛能讓自己生生世世歡樂下去。
去藏地迎佛，千裏路遙不說，單那排場也把大明國庫掏空大半：“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供具，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巨萬計，內府黃金為之一匱。敕［劉］允往迎，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略，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正德皇帝如此興師動眾迎佛，自然遭到群臣強烈反對和持續不斷的批評。大臣們先後多次上疏諫阻，朱厚照或不報，或狡辯，全然不加理會，堅持迎取活佛入京。
正德皇帝迎活佛的事，在京城鬧得沸沸揚揚，怨聲載道。彼時的大明王朝，全國各地災害頻仍，盜匪猖獗，已是民不聊生，再如此不顧全國百姓生死去迎一個所謂知三生的活佛來，這樣天大的消息，自然很快從京師傳到了南京，傳到了王陽明的耳朵裏。他原本是一心等著停職返鄉休養，聽到那樣的消息，王陽明又坐不住了。他那股子不怕死、不計後果的勁頭又上來了。諫！
《王文成公全書》卷九中收錄了王陽明的那篇《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逆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
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複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禦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誌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托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
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裏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
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讚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禦，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讚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複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嚐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
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慕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舍，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鹹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麵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
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裏之遙，而西方極樂，隻在目前；則不必縻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曆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複禮，而天下歸仁。”孟軻雲：“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
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王陽明深知正德皇帝的任性與剛愎自用，所以這篇上疏措辭尤其委婉，讀來甚至有幾分逢迎之嫌。把朱厚照迎活佛之舉歸為他好善樂佛的濟世救民，顯然是拔高了朱厚照，他沒有那麼高的思想境界。但從後麵王陽明所列舉的種種，也能從中體味出王陽明的一番苦心。“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此時大舉迎佛實是禍國殃民之舉，王陽明卻不得不將此視為朱厚照的好佛濟世，然而，言語間卻是綿裏藏針，對朱厚照這種勞民傷財的行徑，王陽明也毫不客氣地流露出批判之意。
在王陽明看來，佛為夷狄之聖道，隻合教化夷狄子民；而真正能對中國之民施以教化的是堯、舜儒家之教，朱厚照若真有救世之心，當舍遠而就近，“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麵對朱厚照那樣拒不聽諫又暴烈無常的皇帝，隻能采取這樣的方式，循序漸進，半是吹捧讚美，半是批評諷諫。
不知為什麼，這樣一篇諫疏，王陽明寫好後終究還是沒有交上去。
武宗朱厚照迎活佛之事愈演愈烈，最終演變成一個極具諷刺性的笑話：被朱厚照派去的使臣劉允到藏後，彌覺多吉又突然表示，“於今我前去之兆象不吉”，希望稍後幾年入朝。劉允費那許多的精力財力不遠千裏萬裏地來了，卻請不到，回去如何跟皇上交代，遂強請，彌覺多吉遂藏匿不出。劉允等便以天威相脅，不料惹惱了那幫番人，“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疾走，僅免。複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其時，武宗朱厚照已死。當然，這還是後話。
王陽明把寫好的《諫迎佛疏》又壓下來，這年八月，他又上《乞病養疏》（《王文成公全書》卷九），再次要求去職回鄉休養。這一年，王陽明的祖母已經九十六歲，王陽明深知祖母也許時日無多，他更加強烈地思念起故鄉親人。
頃者臣以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槁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鰥曠廢職，自宜擯逐，以彰國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障霧，魑魅之與遊，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聖恩汪滅，掩瑕納垢，複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槁。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
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為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唯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裏，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銜犬馬帷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複為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效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與前一封奏疏相比，這封奏疏中，王陽明言辭更為懇切，也更為迫切，他自己病體難支不說，行將就木的祖母於他是有著養育之恩的，整日在家中急切盼望王陽明這個孫兒回去一見。此情此景，一般人讀過可能都難不為之動容。可那封奏折根本就是泥牛入海。他不知道，他不但不能回鄉休養，新的使命將再次降臨到他病弱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