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半百之年倡導“良知”
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五十歲的王陽明在南昌首次向世人揭“致良知”之教。自從經曆了宸濠之亂，忠、泰之變以後，王陽明益發相信良知可以讓人忘卻患難，超越生死。在這一時期，他曾多次寫信給弟子，向他們講解“致良知”說。
在給弟子楊仕鳴的信中，他告訴弟子，若能夠體會到良知的真意，就會明白《中庸》中所講的君子之道，他在信中寫道：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瞀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
——《與楊仕鳴》（《王文成公全書》卷五）
而在給高足鄒謙之的信中，他又道：
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隻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
在王陽明看來，隻要依靠良知，無論在人生的何種風浪麵前，都能安然抵達無礙之境。
宋儒提倡格物窮理，依王陽明的“致良知”來看，原本也是極其簡易的道理，不過是從心求理。可這個簡易的道理卻被人為地弄得頭緒紛繁，艱深難懂，隻因宋儒是從知解上求之。有一天，想到這裏的王陽明不由喟然歎息。彼時，剛好弟子陳九川侍坐一旁，便忍不住問道：“先生何歎也？”王陽明道：“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陳九川回曰：“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曰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麵目，更複奚疑？”王陽明道：“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辨？隻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古有滴血認親之說，王陽明認為，這“良知”二字，即為千古聖賢代代相傳下來的一點滴骨血，有良知在，即可當場明辨善惡。
王陽明曆經千辛萬苦，經曆了龍場悟道，“知行合一”的倡導，又經曆了剿匪戰爭與宸濠之亂，在忠、泰之變中，為對付那幫奸佞小人的誣陷中傷，王陽明漸漸找到這一劑對付生死患難的良知之藥，他開始將良知作為千百年來聖人代代相傳的聖門正法眼藏來信奉。如果不能了解這個過程，輕易向人傳授“良知”說，反倒容易讓人將此當成一種賣弄的資本。因此，王陽明又告誡弟子道：“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隻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從實踐中自行慢慢開悟，一直是王陽明教授弟子門人的一種方式。他隨時開悟他們，但也是點到為止，至於其中的更深遠的精髓要義，王陽明要弟子們結合自己的生命實踐去感悟。當初在南京講學，他向弟子們講當以“存天理，去人欲”為做人之本，有弟子不明白，遂發問，何為天理。王陽明笑而不答，讓弟子自求之。天理為何，隻可意會，不可言傳也。
在南昌首揭“致良知”說的同時，王陽明也在世人麵前第一次首肯陸子之學。
陸九淵是得孔孟正傳的學者，元代以後，在思想與學術界雖然也存在過朱陸異同的爭論，但到了明代，朱子學作為官學而倍受推崇，陸子之學則越來越受到冷落，幾乎被世人遺忘。正德四年（1509年），王陽明在貴州龍場悟道，他的心學思想也在此發軔。彼時，貴州省提學副使席元山曾親自跑到龍場，與王陽明探討朱陸異同問題。當時，王陽明並沒有給他一個正麵回答，隻說那個問題本身就毫無意義。其實，王陽明的心學思想，追根究底，可以追溯到陸象山的心學。那時候他之所以對此不置一言，也許隻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當時朱子學正盛，任何一點非朱或者讚陸的言行都可能招來周圍人的圍攻。再說，王陽明一直以為，聖人之道，一定要通過自己的親身體會才能慢慢領悟。然而，這麼多年來，王陽明卻從未放棄對陸子之學的關注。看到多年來陸學受朱子學壓抑，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王陽明深為其鳴不平。正德十五年（1520年）正月，王陽明給陸九淵的故鄉江西省撫州府金溪縣官吏發去一封公文《褒崇陸氏子孫》（《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七），要求當地官員仿各處聖賢子孫之慣例，免除陸氏嫡派子孫之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席元山也深為陸學這許多年來蒙受的不公正待遇而鳴不平。正德十六年，席元山寫了為陸學辯護的《鳴冤錄》贈予王陽明。王陽明讀後，在給席元山的回信中寫道：
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
——《與席元山》（《王文成公全書》卷五）
陸象山是孟子之後第一個提出“心即理”的學者，在這封信裏，王陽明首次明確提出了對陸子心學的褒揚，但他也同時指出陸學中存在的拘泥於傳統格物致知說的局限，希望席元山能夠意識到這一點，追求更精準的學問。
同年，撫州知府李茂元刊行了《陸象山文集》，委托王陽明為此書作序。在序言的開頭，王陽明明確寫道：
聖人之學，心學也。
這也是他第一次在世人麵前強調心學為正統學問。
對於一直被視為正統之學的朱子學，王陽明的態度幾經轉變。年輕時他一度沉迷於朱子之學，格竹失敗之後漸漸對此學說產生懷疑，及至龍場悟道，他遂決定與朱子學分道揚鑣。但在那個獨尊朱子的時代，王陽明雖傾向陸學，但也不得不有所顧忌。中年以後，王陽明又寫下《朱子晚年定論》，為自己先前對朱子學的誤解而感到愧疚。然而，自從正德十六年主張“良知”說後，王陽明就開始公開褒揚陸學，複而又批判起朱子之學來。
在《象山文集序》中，王陽明寫道：
孟子沒而聖人心學絕，至宋周、程二子，始複追尋孔、顏之宗……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另外，在這篇序言中，王陽明除大力褒揚陸學之外，還痛陳朱子之學的流弊。
可以說，在王陽明的心學發展史上，這篇序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代表著王陽明對自己心學思想的自信與肯定，也是其心學思想成熟的表現。
正德十六年五月，王陽明集門人在白鹿洞書院講學。地處廬山山麓的白鹿洞書院，曾因朱熹在此講學而聞名天下。在白鹿洞書院，王陽明開始向弟子門人宣講“良知”學。正逢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編撰府誌，當時負責該事的是王陽明的高徒蔡宗兗，他便將編寫府誌的機構設在書院內，又召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共同編纂。王陽明又寫信給高足鄒謙之，邀請他一起來白鹿洞講學。
在這一時期，王陽明的好友湛甘泉、霍韜和方叔賢等都已辭官歸隱，於是，王陽明又將他們紛紛邀請到白鹿洞書院。
彼此分開太久，再見麵，昔日的好友在思想學問上都已產生了巨大的分歧。霍韜與王陽明討論《大學》，霍韜堅持朱子學的舊解。王陽明遂對他道：“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采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至此，王陽明公開表示，朱子之學不過是通過外部枝葉來追求葉脈之根本，繼而以求聖人之道，實乃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他更向霍韜表示，朱子學可以用來通曉古今、增長見聞，卻不可作為通向聖學之道的學問。
這年五月，湛甘泉將自己的《學庸測》、方叔賢將自己的《大學原》《洪範》也寄給了王陽明。
說來，湛甘泉當是王陽明最早結識的講學朋友，那還是在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陽明在京城與湛甘泉邂逅，二人遂在京城高舉倡導聖學的旗幟，共同致力於恢複聖人之學。彼時，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尚處萌芽，湛甘泉的體認之學已頗有成就，二人的思想雖不盡相同，但也是同以體認學為宗旨。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湛派體認學更加成熟，王陽明的心學思想體係也已基本建立起來。遺憾的是，一對老友，卻在此時發生了意見分歧。晚年的王陽明倡導“致良知”，而晚年的湛甘泉則發展了程明道的“體認天理”，他又在此基礎上加上“隨處”二字，即“隨處體認天理說”。
在給湛甘泉的答謝信中，王陽明委婉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對這位老友的批評，以為他的論調過於冗繁，不夠簡古，恐怕不能改變他自己的“致良知”說。而在《答方叔賢》（《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中，王陽明則指出方叔賢寄來的《大學原》太過拘泥於句意。
縱覽王陽明這一時期在江西的講學經曆及與朋友們的書信往來，可知彼時的王陽明在追求學問的道路上，其意向已經非常堅定而清晰。他的“致良知”學也已經越來越完善與成熟。他以“良知”二字渡過險山惡灘，也以“良知”二字來突破生死局限。“致良知”之學，似一輪皎潔的明月，照徹王陽明的生命與生活，也照徹幾百年後的後世當代。
對於當下浮躁的現代人，物欲橫飛，暫且不說文言文之乎也者難讀不易理解，多數人也無耐心去讀《大學》《中庸》《論語》《道德經》，而王陽明卻用“致良知”三字道出孔孟老莊的聖學之法門。念念除私欲，即是致良知。致良知三字，看似直白易懂，但其含意卻博大精深，平凡人究其一生也極難在良知之道上在真信篤行，知行合一！道止於至誠、止於至善。致良知就是時時刻刻事上磨，心上覺，去惡存善。
這是武漢大學人文教育中心一位學者對王陽明“致良知”說的總體評價，也可以幫助今日的讀者更加方便地理解王陽明的“致良知”學。
2.“鄉願”自省詠“良知”詩
儒家的價值或境界排序是，聖者最高，狂者其次，狷者又其次，最壞的是鄉願。鄉願是狂狷的對立麵。鄉願這個詞原出自《論語?陽貨》：“子曰：‘鄉願，德之賊也’”。特指當時社會上那種不分是非，同於流俗，言行不一，偽善欺世，處處討好，誰也不得罪，鄉裏中以“謹厚老實”為人稱道的“老好人”。孔子以為，這種所謂的“老好人”言行不符，實際上是似德非德而亂乎德的人，乃德之“賊”。世人對之不可不辨。孔子雖然寬容謙讓，但決不和稀泥，做老好人。
而後，孟子為鄉願做了具體畫像：“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願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
從正德十六（1521年）開始，王陽明在贛州首次宣講他的“致良知”學說。此後一直到嘉靖六年（1527年），除了為父親守喪的三年之外，王陽明的主要活動就是在越地講學，而他講學的主要內容就是倡導“良知”學。
那幾年，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王陽明高足皆侍於王陽明左右。某一日，談及時人對先生謗議日熾，王陽明問道：“諸君且言其故。”大家七嘴八舌就議起來了，有說是先生的勢位隆盛，所以招來嫉謗；有說先生學說日明，為宋儒爭異同，則招來學術謗；也有說天下從遊者眾，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
聽罷眾人發言，王陽明道：“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又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願意思。在今隻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才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隻依良知行。”王陽明自省在去南京以前尚有鄉願意思，信了良知之後卻做了一名狂者。有弟子又對此產生了疑問：“鄉願與狂者，二者之間到底有何區別？”
王陽明回答道：“鄉願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誌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惜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年譜三》）
在這裏，王陽明詳細為弟子們講述了鄉願與狂者的區別。很顯然，他對自己以前的鄉願之念進行了反省，卻以一名狂者自居。而他的弟子薛侃則以為他的先生已得聖人真髓，抵達聖人境界。
王陽明在越地講學期間，連續作了數首詠良知詩，其中《詠良知四首示諸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寫得尤其好：
其一
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
而今指與真頭麵，隻是良知更莫疑。
其二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
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其三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其四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
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
王陽明曾跟弟子們講，人人心中都有個聖人。在第一首詩中，王陽明再次重申了自己的這一觀點。在他看來，人人原本有聖人之心，卻被自己遮蔽了。有了良知，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在第二首詩中，王陽明借用佛家與道教例子，再次對良知之學進行說明。後漢魏伯陽著的《周易參同契》，告訴世人道家煉丹成仙的秘訣。王陽明則以為良知即是儒家聖學中的秘訣，有了它，人便不會被種種煩惱所困擾，更不會陷入求天理於心外的迷惘境地。
第三首詩被認為是王陽明《良知吟》的代表作。在這首詩裏，王陽明不但指出良知為人心裏的定盤針，是聖人所講的天理，還對朱子之學進行了批判，言朱子之學所謂的格物致知，不過是枝枝葉葉的外部追尋。與王陽明的培根之學相對，朱子學則被他認為是枝葉之學。
《詩經?大雅?文王》中曾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中也曾引用，說無聲無臭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天理的極致。第四首詩中，王陽明言無聲無臭是天地萬物的基礎，而良知則是宇宙的根基。可歎多少世人並不知自己心中就藏著良知這樣的寶藏真理，不知求於心，卻像個乞兒一樣到處乞求。
這四首《詠良知》，語言極是淺白，細讀卻意味無窮，把良知說深入淺出地給世人道明白了。
除上麵這四首詠良知詩外，王陽明還作了《示諸生三首》（《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以告誡弟子，其中第一首寫得尤其精彩：
其一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
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
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這首詩的大意是說，人本來都具有天然去雕飾的良知，根本不需要去刻意地求之於人或者書籍。若能發揮良知，即可成就德業，何必從故紙堆裏浪費精力精神。“謾從故紙費精神”一句，王陽明當然亦有所指，他把批判的矛頭再次對準了當時注重讀書求理的朱子之學。僅就這一點而言，王陽明的觀點也許有失偏頗，朱子學以道問學為宗旨，陸子學以尊德行為宗旨，然而朱陸兩派並不排斥讀書。王陽明一生集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哲學家等大家於一身，與他一生飽讀詩書、勤奮好學也是分不開的。這裏，王陽明也許隻為向弟子強調“致良知”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