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的分析師們每天都在進行著與投行有關的業務以得到報酬。在外麵看來，各種公司會積極構建一個“中國牆”，但是受利益的驅使，領導者們寧願拆掉“中國牆”。這就是華爾街的文化。隻要新股發行業務發展得好，華爾街的分析師們不會在意廣大個人投資者的利益得失。
商業中非常重視“信用”，以失信為代價的成功隻是一次，第二次就不會有人與你做生意。在虛擬傾向形式的投資中，信譽的喪失是更為可怕的。為了眼前的數十億美元利益，經紀公司和分析師們是要以丟掉自己的商業信譽為代價的。在一個將信用當做立身之本的行業中，失去了廣大投資者的信任的這一行為，是無法在短時間內以一些優惠措施可以彌補過來的。剛才的美林證券的例子中，2002年，美林證券分析的股票損失超過了80億美元的市場價值。一些經紀公司要想重新贏得散戶們的信任，這所需要的時間就相當漫長了。
1998年時，華爾街的分析師們幾乎迷失了方向，此時的股票市場牛市愈演愈烈。有太多的分析師在為公司的股票寫評論報告時，徹底撕下了偽裝的多年全心全意為投資者服務的麵具，赫然成為高科技股票發行呐喊助威的“拉拉隊隊員”。
這些沒有認真履行工作職責而又極不負責任的分析師們到底做了些什麼有損於個人投資者但有得於他們自己利益的事情呢？
樂觀的預測
20世紀90年代的牛市中，很多的分析師開始變得懶惰了。他們不再辛勤地進行各種研究性工作；相反，他們忙碌於公司內部信息的新聞。為了保證得到公司的內部消息，他們重視的問題有了改變，以前他們綜合分析公司的競爭力強弱或者公司的前景，後來他們根本不去關心這些上市公司存在的問題。他們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所以在2000年時，不足為奇的是分析師們幾乎都沒有預測到有朝一日高科技股票的泡沫會破滅。更有甚者，即使在股價下跌後，也很少有分析師建議散戶們迅速賣出股票，這讓投資者損失了很多錢，同時華爾街這些十分“專業”的分析師們的信譽也喪失殆盡了。
搖動的“中國牆”
“中國牆”是公司的融資部分和研發部分開的保護工具，這道工具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分析師們。1975年前，華爾街的最大收入來源就是經紀公司的傭金收入，分析師們提供給投資者的建議越有效，那麼他能吸引到的客戶就越多，傭金就越多。1975年傭金製度改革以後，華爾街的主要收入來源不再是傭金，而是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其他與投資銀行有關的業務。分析師們所忠誠的對象從個人投資者轉移到了這種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
關係網的畸變
20世紀90年代，分析師們和公司客戶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上市客戶為了保持分析師們對這些公司的忠誠度，他們會偶爾向分析師們透露一些有關銷售和收入的內部信息。公司也會偶爾在公司業績報告中做些手腳，他們將調高後的業績通過分析師們的宣傳，吸引更多的投資者來投資他們上市的股票。有時財經新聞中簡短的對某股票的過分誇讚，也許會把一家公司的股票價格推至最高點。對普通投資者來講，他們的信息可獲得性極為有限，他們成為了受害者。
不平等的遊戲規則
如果把投資比作是一場比賽，個人投資者是處在邊學邊用的階段，而分析師們在比賽中卻是得心應手的。他們深知比賽中的技巧、比賽中的規律和比賽中的規則。現在分析師們的收入已不再依靠傭金了，更多的是他們依靠他們吸引到的投行業務來取得的。現在，在美國華爾街一位頂級的分析師一年的收入（包括紅利在內）可以達到1000萬～1500萬美元。這場比賽中，個人投資者是在擔著風險在比賽，可是分析師們玩的是穩賺不賠的遊戲。
本部分內容已經向大家介紹了分析師與公司的過度“友好”關係，使得個人投資者的利益受到了很大的威脅。要盡可能地保護個人投資者的利益，一定要打破分析師與上市公司的互相討好的關係。萊維特提出的一條建議就是他想說服華爾街，讓他們從自身長遠利益出發，對整個行業進行整頓。他想讓一些組織施加壓力，從而提高執行力度，但是每一次他的想法都沒有得到成功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