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以及得力助手，曾發表一係列的文章宣傳民權學說，並提倡維新變法，引起了知識界的強烈反響。
譚嗣同出身於官僚家庭，於1896年結識梁啟超等維新派後就積極投身變法活動。
嚴複早年曾留學於英國，故而對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有較多的了解。
從1896年到1898年間，北京、上海、直隸、湖南、廣東以及廣西等省先後出現了300多所學會、學堂以及報館，維新運動日益高漲。在此期間，維新派與清朝廷內部反對變法的頑固派和洋務派都進行過激烈的論戰，此次論戰進一步促進了維新運動的高漲。但是另一方麵，維新派雖然對封建文化予以了尖銳的批評，但是卻又將孔子奉為教主，他們要求變法，但是卻又反對“突變”，他們提倡興民權，但是卻又懼怕並仇視人民發動的革命鬥爭，因此隻希望讓資產階級和部分的士紳參與政權。這些方麵都表現出了維新派的階級性以及時代局限性。
1897年，德國出兵強占了膠州灣，康有為從上海趕到北京，第五次上疏光緒皇帝，要求變法。此次上疏由於工部尚書淞貴拒絕代呈而未能到光緒帝手中，但卻在北京的一些官員和士大夫之間輾轉傳抄，此後又公開見報，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光緒皇帝為了擺脫危機，並企圖從慈禧太後手中奪取實權，故而開始傾向於支持康有為的變法要求。1898年，李鴻章和榮祿等五大臣在總理衙門召見了康有為，康有為闡明了變法的緊迫性，並駁斥了榮祿等人對變法的責難。後康有為向總理衙門呈遞了第六次上疏，即《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了維新變法的政治綱領，建議光緒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康有為企圖借助皇帝的權力來推行變法，使維新派能夠參與政權，對政治製度進行改革。但康有為的政治主張已經越來越緩和，沒有再提興民權和設議院等事宜。
1898年，康有為發起組成了“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號召人民起來挽救國家。此後，保浙會、保川會以及保滇會也相繼成立，後在守舊勢力的攻擊下，保國會僅僅開了三次會之後就被迫停止了活動。
隨著維新運動的高漲，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兩黨之間的鬥爭也日趨激烈。6月，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正式宣布變法，任命康有為參讚新政，並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及林旭等人在軍機處主持變法事務。此次變法一共維持了103天後遭遇失敗，史稱“百日維新”。
在百日維新期間所頒布的改革詔令對於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傳播西方的科學文化方麵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康有為在變法中卻沒有提到設議院和立憲法等事宜，更勸說光緒帝依然沿用舊式的衙門以及舊大臣，盡管如此，變法依然遭到了頑固派和洋務派的阻撓，最終變法詔令大都成了一紙空文。
在光緒帝下令變法之後，就遭到了慈禧太後的阻撓，甚至以武力逼迫光緒帝退位。對此，沒有群眾基礎也不具備實力的維新派毫無辦法，甚至最終把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凱的支持以及帝國主義的幹涉上。
最終慈禧太後囚禁了光緒皇帝，並下令搜捕維新派的重要人物，百日維新宣告失敗。康有為和梁啟超分別在英國和日本的幫助下逃往國外，譚嗣同則拒絕逃亡，最終與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及康廣仁等一同被殺害。
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運動
在帝國主義侵華的過程中，教會勢力扮演了一個侵華急先鋒的角色，倚仗其特權橫行鄉裏，激起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怒，全國各地所爆發的反洋教鬥爭一直接連不斷。到戊戌變法時期，反洋教與反瓜分相結合，使得鬥爭出現了新的高潮。
在維新運動失敗後，以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爆發了。義和團是源自於山東、直隸一帶的義和拳和梅花拳等民間秘密結社的組織。
義和團運動首先在山東發動，山東一直是全國民眾與教會糾紛最多的省份之一，再加上當時水患連年，人民流離失所，而教堂卻趁火打劫，使得人民心中長期的積怨通過義和團運動爆發出來。1898年10月，趙三多和閻書勤在冠縣蔣家莊打出了“助清滅洋”的旗號，率眾攻打教堂，得到了廣大人民的響應，此後義和團在茌平、禹城一帶得到了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