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出來，謝蘭生跟那個教授自然而然地繼續聊。
“分級目前並不現實，準備工作是很多的。”那個教授說，“首先，如果電影施行分級，各電影院如何保證少年兒童無法進去？能全做到嗎？《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執行力度一直很軟。這個部分不做推進電影分級無法實施。”“第二，目前中國電影盜版依然橫行，十分猖獗，這個問題不解決掉電影分級還是不現實。第三……”
“嗯，對，還有市場以及觀眾。”謝蘭生說，“遙遠將來審查、分級比較可能雙管齊下。審查把握一些因素，分級負責另一些因素，比如暴力，一個官方控製，一個民間控製，這樣不少內容就能上了。不過，中國電影沒好萊塢幾十年的成熟機製，好萊塢的大製片廠出品10部保證不虧，可咱們……現在，如果審查的基礎上再加分級等等東西，每部電影市場更小，電影公司盈利更難。準備工作也包括這些。”
“是……”
蘭生其實並不認為電影可以真正自由。相反，他早清醒而又悲觀地認識到一件事情：它始終在政治當中，無法掙脫，艱難求生。
美英法等沒有審查，可是人們可以發現，雖然它們沒有外部審查，卻有內部審查，或者說市場審查、自我審查。
以美國為例。1900年左右鎳幣影院天天播放yh電影，針對下層美國觀眾，於是1908年聖誕期間紐約市長關停影院，隨後，《一個國家的誕生》被一半的州強製禁映，整個邦統一標準在這時候提上日程。同時，yh電影橫行市場，美國的反電影勢力十分廣泛十分強大，而製片廠迫切需要一個和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長袖善舞的威爾·海斯成立了“海斯辦公室”，他幫片商與政府等進行周旋爭取上映，並出台了個《海斯法典》，規定了不能拍的，用以討好各州政府以及那些反電影派。好萊塢八大製片廠聯合支持《海斯法典》，而因為八大製片廠壟斷影院，中小片商不得不從，也就是說，“行業自律”是強製的。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壟斷，“八大”剝離旗下影院，對《海斯法典》的反抗為成為了一個可能。而後，1953年《奇跡》勝訴，1960年，電視衝擊電影行業，好萊塢的工業體係為了生存迸發能量，把“新價值”帶進電影，不再遵守海斯法典，到1968年，《電影資源分級製度》正式實施。可隨後，大製片廠一直包攬好萊塢的電影大片，自由主義與美國夢等“新價值”約定俗成，行業、市場無比默契，“反叛電影”觀眾極少。所以，這能叫作完全自由嗎？謝蘭生也不大清楚。
總之，目前來看，比較現實的做法，一個是在審查委員會爭取到更多席位，實現更多行業自治，一個是法律框架內規範化整個流程，實現更多法治管理，第三個是在各方麵為審查 分級雙管齊下做些準備，最後一個是，等時機到了，就全麵推動審查轉為分級，雖然似乎十分縹緲。
在分手前，謝蘭生跟對方教授又說到了資本問題。
他們兩人全都認為成熟機製是必要的。好萊塢的“電影預算=預售金額x3”“投資銀行一把把投，而不是一個個投，吃市場不吃項目，因為最後總是賺20%”“保險負責超支部分”等等模式並不可行，因為那是獨占了80%全球票房的好萊塢。不過，中國市場目前這些“對賭協議”“保底發行”讓電影公司確確實實心急火燎狗急跳牆……
再告別是六點鍾了。
蘭生接到莘野電話。對方帶著磁的聲音透過聽筒又傳過來：“還不回來？明天下午《一天》公映了。”
“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