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是一門學問。所以日本有了茶道。據說茶葉和佛教一樣，是由中國大陸傳往島國的，日本人把兩者包容了，在喝茶的禮儀中也講究禪境與悟性，沏一道茶時的思辨或修養不亞於吾鄉人操持滿漢全席般隆重。現在，是中國人顛倒過來要向日本人打聽及學習茶道了。茶道仿佛也像原裝鬆下電器似的，成了舶來品一大和民族真是很聰明也很怪異的。關於茶道，周作人如此解釋：“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裏偷閑，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受一點美與和諧，在刹那間體會永久，是曰本之象征的文化裏的一種代表藝術。”世界是不完善的，人終須憑借某些手段獲得完美的錯覺，茶道恰是手段之一。
周作人把茶道講授得很清白，但他本身是曆史上較複雜的人物。他解放前在北平八道灣有一套書房，原名苦雨齋後改為苦茶庵了。究竟為何易名，他深緘其口，諱莫如深。或許表明雨是天降的，而茶是人為的一天意與人事的變更？據說室內掛有“且到寒齋吃苦茶”的條幅，刻意追求一份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境界。半個世紀過去了，坐落於老城拆遷區的所謂苦茶庵該已淪為一片廢墟了吧？我總聽見歲月的影壁後麵傳出一個老人沙啞的嗓音：“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遊乃斷不可少。”看來，茶道並非教誨人們飲水思源，或一勞永逸地坐忘塵世，不過給人們追名逐利之餘提供一番小憩罷了。十年以前，百姓中知道周作人的，比知道魯迅的少得多。同樣，周作人的苦茶庵，怕隻在知識階層有所流傳，而說起老舍的茶館，國人幾乎無不知曉。那已是一座超現實的茶館，雲集舊時代的三教九流，有提籠遛鳥的遺老遺少，也有說書的江湖藝人、賣唱的天涯歌女乃至歇腳打尖的人力車夫……紙上的茶館，因網羅了栩栩如生的眾生相而風吹不倒。苦茶庵是個人主義的，而老舍筆下平民化的北京茶館廁棄雅就俗，返璞歸真。老舍使北乎的茶館出名了。老舍也成了老舍。北京人為擁有老舍而驕傲一就像巴黎的回顧展每時每刻都在上演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老舍生前肯定沒開過茶館，沒當過掌櫃。但在他死後，在正陽門一帶，確實有一座老舍茶館平地而起。據說裏麵也安排有拉二胡的、唱戲的，但店麵裝修得過於豪華，連招牌都燙金的一一我上下班騎車，總過其門而不入。我是怕自己失望。那裏麵肯定沒五分錢一碗的大碗茶賣了。那裏麵更找不到駱駝祥子的影子了。老舍寂寞的時候，會來這兒喝茶嗎？後來我學會安慰自己：忽略它濃厚的商業色彩吧，就把它當作老舍的紀念館，紀念一位仍然在北京城的記憶中活著的死者……
老舍茶館是北京的專利。在南方，陽澄湖一帶，人們議論著阿慶嫂的春來茶館一它同樣是地圖上找不到的。春來茶館是因現代京劇《沙家浜》而出名的。《沙家浜》的作者是汪曾棋。“祭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我逛街常聽見有人哼這段子，或放這磁帶。也許他們不知道汪曾棋是誰。但他們明明在唱汪曾祺寫的歌詞。這就可以了。記得那回我見汪先生，很激動，耳朵裏盡回響著阿慶嫂的唱腔。汪先生也是文壇上有名的茶客，寫過一篇《泡茶館》，完全憑記憶追懷抗戰期間西南聯大校門口的一係列茶館，及其布置風格的區別。他以深深的感激作為結尾：“泡茶館可以接觸社會，我對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生活都發生興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館有一定關係。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那麼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裏泡出來的。”昆明的茶館是有福的，它泡出了一位小說家。
茶道簡直在把喝茶神化為一門學問、一種修行。但如果喝茶等於是在做學問，那是否太嚴重了？喝茶能體現一份平常心，就足夠了。茶葉的好壞、貴賤是次要的。茶具的精雕細琢更是遠離主題。關鍵在於心態，心態的平衡托舉著你，在低穀徘徊，或從高枝上墜落。用工業社會的自來水沏茶曾是一大忌，漂白粉味太重。《茶經》裏無不注明要用上好的泉水，井水則次之，甚至有承接新降的雨水或收集芭蕉葉上的露水以代替甘泉的。這實際上都是形式。形式主義的茶館是做作的，愚昧的。沏茶最重要的是自我的感覺。不在乎水質，不在乎火溫用感覺沏茶葉，生活中的陰影望風披靡。
除了心態，就是環境，在寺廟裏喝茶，在離塵世最遠的地方喝茶，那種體會是無法言喻的。我在南京的雞鳴寺喝過一回龍井，坐在半山腰的亭子裏，我嘬起嘴唇吹拂著漂在杯盞裏的葉梗，陡然察覺風正以同樣的姿態從遠處吹拂著我，使我靈魂舒展如新。風的呼吸，我的呼吸，是一致的。我去雞鳴寺，沒有燒香，卻專門去喝茶同樣不虛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