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是生活在過程之中。就像一幅習作階段的畫，被太濃或太淡的油彩、被過於生硬或過於脆弱的筆觸所反複塗抹。這麼一天驀然回首，我發現它一切都恰到好處，甚至當時最懊惱的敗筆，對於其形成都是必要的。於是我不那麼太愛感歎了。
在這個夏天，每天我走出單位的玻璃大門，取出自行車回家去，一個意義不是那麼確定的家。然而我愛它，在我這一年孤獨而不安慰的外地生活中，它提供了暫時遮風避雨的處所。當然，這裏所說的風雨，主要是任何敏感者都擺脫不了的內心衝突。我現在借住在一個朋友家，上下班騎車需要」個小時。從三裏河到農展館，我天天都橫穿北京，這不能說不是一種幸福。
在農展館南裏號有一幢中國文聯大樓。在那裏麵有我的一張辦公桌。我說這些沒有炫耀的意思，那太俗氣了，但如果一個人苦苦追求後終於在自己夢想中掙得一席之地，那份欣慰、那份自豪是應該得到諒解的。
許多人聽說我是自行求職來到這裏的，第二句話就問：“你是不是托了什麼關係？”我輕輕地搖了搖頭，同時看見那麼一個風塵仆仆的小夥子，在一年以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疲憊而富於夢想地行走著。他的神情令我感動，以至到了想在心裏為他流點淚的程度。
工作著是美麗的，更何況是一份渴慕巳久而又來之不易的工作。
年月，我還是武漢大學四年級學生，卻不得不提前，半年考慮分配問題了。我愛搞創作，現在要走向社會了，我當然知道紮根什麼地點、什麼單位對我所具備的意義。
曆代的文人可能都有“進京”這一觀念，或是赴考，或是入朝。北京是中國的文化中心，京城的大門永遠具備著誘惑力。我也擺脫不孓骨子裏的傳統因素。
寒假，我坐上開往北京的火車。下了火車，拿起交通圖，頭就開始發暈了：那麼多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名，那麼多公共汽車抑或地鐵的線路，密密麻麻。北京太大了，許多初來乍到的外地人都這麼說。
在此之前我從來沒到過北京，沒和任何北京人有過皎密切的聯係，唯一的就是幾年前在《詩刊》發過稿件，這家刊物是各地詩人心目中的北京。責任編輯的名字我還記得，但那些名字能成為我找工作的籌碼麼？
如果以後我能成為詩人，會永遠記得年輕時是如何投奔《詩刊》的，它是我的麥加。虎坊路甲號，許多寫詩的人都記得這個地名。我放輕腳步走進那排灰色的六層樓了，恍若夢境，我正在接近繆斯在中國安設的祭壇。傳達室的老頭打斷了我的詩化聯想，他說《詩刊》已經搬走了，並且把新址告訴我。
我按圖索驥地又轉了幾趟車，終於找到了農展館南裏號的文聯大樓。冬天蒼白的陽光照得十六層的新樓亮閃閃的，在我眼中是那麼高不可攀。《詩刊》在五樓，我拿著責任編輯幾年前的閱稿信找到了他。直到今天，在上下班時遇見他(：我現在的單位和《詩刊》在同一幢樓裏，我仍想告訴他：我很感激當時他還記得我的名字，真的，很感激！
這位《詩刊》編輯寬厚地接待了我，為我給他的報社朋友寫了一封信。
這家報社座落在一幢破落的小樓裏，我按照信找到了那個小頭頭，得到的是他一句“搞創作的人是不會安心於本職工作的”，和一臉冷漠。當時，我真想痛罵他一句，但又有什麼甩呢？我克製了。
還有別的路可走。我拿著南京一位文學老師寫的推薦信，按響了出版界的元老李先生的門鈴。一位穿著黑坎肩的老人打開門，邀我到客廳裏坐下。幾分鍾之後，他從廚房裏給我端來一杯熱咖啡，催我喝幾口再說，溫暖的水氣蒸得我眼睛有卓潮濕。
李先生打開台燈，戴上老花鏡，很認真地翻閱著我的資料。“你在寫作方麵挺有才能，確實應該到北京來。”我剛要敘說困難，他微笑了一下：“不用說了，我都知道，但我很喜歡想幹點事業的年輕人。”他立即為我給幾個出版社的同誌寫了信。我懷揣著這些溫暖的信，萬分感激地告別了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