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有趣的事情是，西方曾有本暢銷書叫作《擾亂世界的十本書》，其中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霍布斯的《利維坦》是擾亂的開始，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位居十本書排行榜第一，作者認為這些書擾亂了人類世界，製造出混亂，給人類帶來負麵影響。殊不知，作者犯了一個明顯的錯誤，人類世界並非僅從思想上就能被擾亂，人類的思想雜多浩瀚，但一種思想能成功擠走其他思想成為主導，根源於當時的經濟政治條件，如果今天有人在德國某個廣場大聲叫囂著：“萬歲，納粹！”他的聽眾寥寥，但若是回到20世紀40年代，此舉卻會一呼百應。
老馬家有兩個膽大的孩子，這兩個孩子在某種程度上都完成了一場“革命”，並都因為這些革命引來無數美譽，招來無盡謗傷，其中一個孩子是馬基雅維利，另一個是馬克思。有人讚美馬基雅維利是近代共和主義的先驅，有人卻唾罵他是惡棍奸詐，《君主論》不是學術，是權術寶典；有人稱頌馬克思關注勞工，改變了世界，有人卻咒罵他是魔頭騙子，他的學說不過是拿別人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簡單複製粘貼。
在某種意義上，這兩個人的“革命”有著相似之處，都是打破了觀念世界的桎梏，將目光關注到現實生活中的人。馬基雅維利促使政治哲學從目的論中破繭而出，把政治從道德中分離出來，政治生活是現實功利的世界而非抽象的理念世界。馬克思將哲學從形而上的體係中解放出來——哲學家都是在不同程度解釋著世界，而目的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反對抽象地討論人，而將人還原為具體生產關係中的人。我們看到，這兩場革命都把形而上拉到了形而下的現實世界。
不僅如此，這兩個馬姓思想家在方法上也有著一致性。馬基雅維利說：“若考察高山，需廁身平原；若考察平原，需高踞山巔。”隻有站在君主的位置才能更好地了解民眾。馬克思說：“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征兆，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為研究古代社會的經濟提供了鑰匙。當然，二馬也並非全知全能，馬克思根據資本自身的悖論診斷出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卻依舊是後世其他理論家與實踐家的課題；馬基雅維利強調政治應擺脫道德倫理的幹擾，回歸現實本身，但當政治徹底擺脫道德，誰又來製約權力本身？三權分立？人民代表大會民主集中？二馬都想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病症被診斷出來，但怎麼用藥卻依舊需要在實踐中摸索檢驗。
宅男康德曾在《永久和平論》裏提出一個問題：人類需要“政治的道德家”還是“道德的政治家”？在這一點上，康德緊跟偶像盧梭，提倡建立“道德政治”，並站在盧梭的肩膀上，致力於闡釋政治中的道德尊嚴。在康德看來，“道德的政治家”可以把道德作為政治的限定，結合道德與政治；而“政治的道德家”不過是將道德作為政治的手段，讓道德服務於政治，上演助紂為虐，與虎謀皮。現實世界裏，這出戲屢見不鮮：美國為了利益侵犯他國，但道德上會永遠占領製高點，這麼做不過是為了維護“人權”；日本侵華，也鼓吹著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然而，聽起來十分美好的康德的“道德的政治家”不過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向往，政治家的道德靠什麼來貫徹執行？他們的那些從幼兒園起就開始的道德教化甚至早已內化的道德，也會有一天在赤裸裸的利益衝擊下七零八落，流水落花。馬基雅維利說得很對，如果你想做一名高尚的凡人，你永遠成不了政治家。因為，政治家的職業道德裏恰恰沒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