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亞裏士多德那裏，德性與幸福統一於實踐活動中，德性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德性寓於人的實踐活動中。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是“實踐哲學”，如果一個人把“節製”的德性解釋得頭頭是道，他並不一定就擁有了節製的德性，隻有當你能踐行節製時，你才具備了節製，同時當你踐行節製時，活動本身對於實施者而言構成了目的的滿足，故而你節製，你幸福。
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中滲透著“中庸即美德”。提起“中庸”思想，中國人民激動得熱淚盈眶，這不是中國特色中華文化的精髓麼？不管承認與否，我們中國人性格之秘密，民族性格之複雜，其機理都深藏於中庸之中。也正是如此，亞裏士多德的“mesotees”中道思想一入中國，我們立馬將其翻譯為“中庸”。在倫理學中，亞裏士多德認為，人的行為必須是在“過”和“不及”之間的中庸之道中。勇敢，這個德性就位於莽撞和怯懦的之間，勇敢過頭就是魯莽，勇敢不足又是怯懦。節製位於禁yu和縱欲之間；慷慨位於奢侈和吝嗇之間；友善位於逢迎和粗野之間。“無過無不及”的中間狀態才是最好的，才是合乎德性的。亞裏士多德認為，倫理學是研究個體的善，政治學則研究集體的善，“中庸之道”也適用於政治學。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它的公民分為了三類：富豪、中產和赤貧。富豪掌權的政體，往往出現放肆逞強、專橫跋扈、藐視法律，容易滋生獨裁和暴君。赤貧掌權的政體，窮人不懂如何治理國家，他們會掠奪別人的財產，演變成極端民主和暴民**。隻有中產階級適合掌權，他們的財產不會多得遭人嫉妒，也不會少得覬覦他人，他們人數最多，也富有知識和教養，由這樣的中產掌權的城邦是善的，正義的。
在政治學上，亞裏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城邦就是為了實現幸福生活獲得至善。理想的政體有三種：君王製、貴族製、共和製；這三種理想政體對應的變態政體是：僭主、寡頭、平民。根據亞裏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為了避免極端政體，中產者最好執政。
除此之外，亞裏士多德還是形式邏輯之父。其中，我們最熟悉的就是形式邏輯三大基本規律和三段論了。
三大規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同一律：A就是A
矛盾律：A不是非A
排中律：要麼A要麼非A
所謂三段論，就是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三個部分組成的論證。比方說：人都會死。
蘇格拉底是人。
所以，蘇格拉底會死。
一個三段論有效，要符合很多規則，現實中錯誤使用三段論的案例很多。網絡小說鼻祖痞子蔡在《第一次親密接觸》裏就使用了大量煽情的似是而非的三段論：
如果我有一千萬，我就能買一棟房子。
我有一千萬嗎？沒有。
所以我仍然沒有房子。
如果把整個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澆不熄我對你愛情的火焰。
整個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嗎？不行。
所以我並不愛你。
如果我還有一天壽命，那天我要做你女友。
我還有一天的命嗎？沒有。
所以，很可惜。我今生仍然不是你女友。
因為如果A，則B；
現在已知A成立，則B也成立。
如果A，則B；
現在A不成立，B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而痞子蔡的論證中當A不成立時，他卻全部演繹出了B成立。
柏拉圖最有名的學生是亞裏士多德，亞裏士多德最有名的學生是亞曆山大，古代馬其頓的國王。讓我們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成吉思汗馳騁歐亞曾將中國的版圖擴展到最大，成吉思汗的兒子也曾西征直接殺入歐洲心髒，而馬其頓的亞曆山大大帝則東征西討，將鐵蹄伸到了喜馬拉雅山底，還好有青藏高原的阻擋，不然亞曆山大就要和中國當時的戰國七雄來一場惡戰了。金戈鐵馬的霸主亞曆山大對老師亞裏士多德十分尊重並支持，還是王子的亞曆山大曾經攻打雅典時，看在恩師亞裏士多德出麵斡旋的份上，保全了希臘文化。稱帝後的亞曆山大又曾多次為亞裏士多德提供辦學經費。不幸的是，亞曆山大英年早逝，他死後希臘重新獲得自由，歡欣雀躍的人們立刻恩將仇報，欲以“奉承僭主，不敬神靈”罪名處死亞裏士多德。
亞裏士多德差點就步他祖師爺蘇格拉底的後塵。
還好有蘇格拉底的前車之鑒，亞裏士多德沒能讓雅典第二次迫害哲學，他灰溜溜地逃跑了。逃跑後的第二年，身心俱疲的亞裏士多德在流放地鬱鬱而終。至此，古希臘三賢的時代結束了。
世界如此美妙，引無數思想競折腰。惜蘇格拉底，述而不作；寬肩膀柏拉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亞裏士多德，隻識中庸即美德之道。俱往矣，數哲學風流人物，黑暗的中世紀卻悄然來到。
亞裏士多德死後，古希臘哲學一蹶不振，神秘主義沉渣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