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曾經長期研究中國當代曆史，特別是蔣介石的曆史，寫過《蔣介石傳》。他在該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最使國民黨聲名狼藉的是它的軍隊。”這句話真可以說是簡明扼要、一針見血。
戰爭是社會矛盾在最激烈衝突情況下的產物，它的勝負是由社會各方麵力量合力的高低來決定的。中國現代曆史上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勝負也是可以預料的。隻是，包括毛澤東這樣的曆史巨人在內的所有的中國有識之士，也未能預料到，這場大決戰的進程，竟會是如此之快。
三、序幕已經拉開
按照葉劍英的說法，大決戰的正式開始時間是1948年9月12日，曆時四個月又十九天。但是，大決戰的序幕在此之前早已拉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中國革命的總指揮部所在地西柏坡村，中共中央召開了自撤出延安之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
政治局委員（7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彭真、董必武；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4人）鄧小平、陳毅、賀龍、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薄一波、曾山、鄧穎超、滕代遠、饒漱石、廖承誌、陳伯達、劉瀾濤；此外還有中央其他工作人員李維漢、楊尚昆等10人。除了東北戰場上幾位負責人如林彪、陳雲、羅榮桓、高崗、張聞天等和在戰場上無法抽身的彭德懷、劉伯承、粟裕等人之外，中共的重要幹部幾乎全部到會。
毛澤東在會上做了重要報告，他說：“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遊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國民黨。”
作為中央軍委的總參謀長，周恩來在會上對具體的軍事計劃做了發言。他說，中央的計劃就是要“指導戰爭繼續引向國民黨統治區”，“應準備若幹次帶決定性的大會戰”。劉少奇也說，打倒國民黨，統一全中國，以前是宣傳口號，現在是擺在議事日程上來計劃了。現在就是要準備大的會戰，一次消滅他兩三個兵團。
九月會議，為最後打倒蔣介石、成立新中國，從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做了充分準備，是與蔣家王朝進行大決戰的總動員。
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其他領導人心中，這場大決戰究竟怎麼打？根據九月會議上的討論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九月會議的通知》，大戰將在長江以北，特別是在東北和華北進行，中原的徐州和東北的北寧線，很可能是會戰的中心。為什麼要作出這樣的決策，而不是讓大軍打過長江去擴大解放區？關鍵的一個原因是我軍必須以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目標，而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當時，國民黨主力的分布已如前述，幾乎全在長江以北，東北的衛立煌集團、華北的傅作義集團、華中的劉峙集團都是以具有戰略地位的幾個大城市為依托在和我軍對峙，正如葉劍英後來在回顧時所分析的：
為著繼續大量殲滅敵人，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人民解放軍就必須攻擊敵人堅固設防的大城市，必須同敵人的強大機動兵團作戰。因此，敢不敢打我軍從來沒有打過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敵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殲滅敵人的強大集團，敢不敢奪取更大的勝利，已經成為我軍當時戰略決策上的重大問題。就在這時候，國民黨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軍事會議曾經議論過撤退東北，確保華中，堅持沈陽到十月底，以觀時局發展，原則上不放棄沈陽，同時亦做撤退準備的作戰指導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讓敵人實現他們把現有兵力撤至關內或江南的計劃，使我們失去時機，從而增加我軍爾後作戰的麻煩呢？還是在敵人還沒有來得及決策逃跑之前，我們就當機立斷，抓住大好時機，組織戰略決戰，各個消滅敵人的強大戰略集團呢？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毛澤東同誌根據對戰爭形勢的科學分析，毅然決然地抓住這個戰略決戰時機，先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前夕，1948年8月上旬，國民黨政府的高級軍事會議也在南京召開。自蔣介石以下，何應欽、顧祝同、白崇禧、湯恩伯、杜聿明、範漢傑、宋希濂、黃維、孫立人、黃百韜、周至柔、桂永清、王叔銘等120人到會。根據會議的參加者宋希濂的回憶，“蔣介石在會議開幕時的發言，充滿了沮喪的神情，對前途完全喪失了信心”。不過蔣介石在指責他的下屬時坦率地承認，“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誌”。他也坦率地告誡他的下屬們：“現在’共匪‘勢力日益強大，’匪勢‘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覺悟，再不努力，到明年這個時候，能不能再在這裏開會都成問題。萬一共黨控製了中國，則吾輩將死無葬身之地。”所以他要求大家“共濟時艱”，“挽救危機”。到會的高級將領們當然也談了不少，宋希濂說：“有一個總的印象，就是幾乎所有發言的人，都是申訴本單位處境的困難，向國防部要求增加部隊，要求新成立部隊番號，要武器，要新兵，要軍糧，要器材，要車輛，要彈藥……總之一句話，全是困難、危險、艱苦。”最後形成的戰略方案是：停止戰略進攻，將兵力歸並為幾個強大的機動兵團，在長江以北布防，防止共軍渡江，相機打擊共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