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學習程序，包括集合隊伍、操練、檢驗的標準，號令旗幟的辨別、車徒行進方式和在不同地形時車徒的先後順序，乃至凱旋、獻禽、慶賞和處罰等。
諸多項目的訓練如同實戰，統一指揮，協同圍獵，這既檢驗了部隊的作戰能力，也增長了將帥的指揮才能和士兵對戰陣和使用武器的熟練程度，從而使部隊始終處於紀律嚴明、戰鬥力旺盛的狀態。除冬季農閑時的軍事訓練外，在春、夏、秋三時利用農事間歇也進行短暫的訓練，即所謂的“春蒐、夏苗、秋獮”。
《國語·周語》亦謂：“蒐於農隙，耨荻亦於籍，狄於既既蒸，狩於畢時”，但是由於春夏秋之間的農隙非常短暫，因此“冬狩”以外的“講武”其規模及訓練內容很顯然是受限製的。
此外，在軍隊出征前，也常以狩獵方式檢驗部隊的戰鬥力，銘文也有關於昭王出征前“出狩南山”的記載。
無論是冬季的“講武”，還是其他短期臨時性的訓練，均由司馬負責。
《周禮·大司馬》對此所記甚詳，其謂“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重庶修戰法……”。
由此可見，司馬不但是“講武”的組織者，而且兼任軍事教官，他們對各種作戰技巧均甚通曉，故古代的兵書有以“司馬”命名者，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司馬法》即是。
第三，負責執行軍事法律
“司馬”作為全國軍隊的最高管理官，除管理國家軍賦和組織軍事訓練外，還是軍法的執行者。
如《周禮·大司馬》：“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及戰，巡陳，胝事而賞罰”，“大役與慮，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
這些都說明，在軍事活動中，所有涉及賞罰等軍法事宜，均由司馬處斷。
司馬的這一職能在《左傳》、《國語》中亦有所記述，如《國語·晉語三》載晉國將領慶鄭，因違反軍令，晉惠公命司馬說殺之，司馬說於全軍將士前曆數慶鄭違反軍令的四大罪行，然後對其實行斬刑，以儆全軍。
據《左傳·文公十年》載，楚王與宋、鄭二國君田獵於孟褚，“宋公違命”，左司馬天畏“抶其仆以徇”，這是司馬在田獵中（實為軍事演習）懲罰違令者的事例，即使一國之君亦嚴懲不貸。
又如《國語·晉語五》載：“趙宣王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幹行，獻子執而戮之”；《左傳·襄公三年》亦載：“晉侯之弟楊幹亂行於曲梁，魏絳（時為中軍司馬）戮其仆”。“幹行”、“亂行”均為破壞行軍作戰隊行的行為，對違犯正常軍事行列者由司馬負責處治。
從上述幾例中可見，無論是軍事演習還是在真正的戰爭中，凡違反命令和軍規者，小自車仆，貴至國君，均予以嚴厲懲處，而執法者即是司馬。
上引《左傳》、《國語》等材料反映的雖是春秋時期的事件，但所記述的均為周製。
春秋時如此，西周時亦當不例其外，與《周禮·大司馬》所記相印對，足以證明司馬無疑是軍事執法官。
司馬的職責除上述幾個主要方麵外，由於在奴隸製軍事製度中具有“寓兵於農”、“寓將於卿”的特點，加之司徒、司馬、司空共同管理國家事務，所以三司既有分工，又互相聯係，特別是司馬還負責管理軍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