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軍事訓練和演習
在原始社會末期，氏族武裝臨時召集，作戰人員未經訓練而應戰，其作戰方式十分簡單，作戰的技巧來自狩獵經驗的積累。
夏商時期軍隊也多是臨時召集，同樣也沒有形成一套訓練體製，隻是通過田獵來提高軍隊的作戰技能。
到西周由於常備軍的建立和戰爭的發展，對軍隊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軍隊的訓練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內容。
但西周時的軍事訓練的內容和方式與後世有所不同，有著自己顯著的特點，即周代的軍事訓練不是由統帥軍隊的將領進行經常性的訓練，而是由軍事行政部門——司馬在農閑時定期組織服役人員進行臨時性的訓練，這也是由奴隸製時代民兵製度所決定的。
西周對軍事訓練是很重視的。
《國語·周語上》說：“王室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幹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韋昭注：“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這裏把“講武”與“農事”相提並論，並把“講武”同國家的軍事實力與保障生產結合起來。
由於周統治者認識到“講武”的重要性，因此每逢冬季農閑時節，國家都要組織大規模的軍事訓練。
又據《詩·豳風·七月》：“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二之日就是十二月，鄭箋雲：“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這正是西周軍事訓練的反映。
《左傳·隱公五年》載魯大夫■僖伯講“古之製”時說：“蒐夏苗，秋冬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僖伯所講的“古之製”，很顯然指的是西周的製度，其內容正是與《七月》所述相印。西周軍事訓練以“冬狩”的規模為最大，它有比較完備的軍事學習程序，包括集合隊伍、操練、檢驗的標準，號令旗幟的辨別、車徒行進方式和在不同地形時車徒的先後順序，乃至凱旋、獻禽、慶賞和處罰等。
諸多項目的訓練如同實戰，統一指揮，協同圍獵，這既檢驗了部隊的作戰能力，也增長了將帥的指揮才能和士兵對戰陣和使用武器的熟練程度，從而使部隊始終處於紀律嚴明、戰鬥力旺盛的狀態。除冬季農閑時的軍事訓練外，在春、夏、秋三時利用農事間歇也進行短暫的訓練，即所謂的“春蒐、夏苗、秋獮”。
《國語·周語》亦謂：“蒐於農隙，耨荻亦於籍，狄於既既蒸，狩於畢時”，但是由於春夏秋之間的農隙非常短暫，因此“冬狩”以外的“講武”其規模及訓練內容很顯然是受限製的。
此外，在軍隊出征前，也常以狩獵方式檢驗部隊的戰鬥力，銘文也有關於昭王出征前“出狩南山”的記載。
無論是冬季的“講武”，還是其他短期臨時性的訓練，均由司馬負責。
《周禮·大司馬》對此所記甚詳，其謂“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重庶修戰法……”。
由此可見，司馬不但是“講武”的組織者，而且兼任軍事教官，他們對各種作戰技巧均甚通曉，故古代的兵書有以“司馬”命名者，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司馬法》即是。
第三，負責執行軍事法律
“司馬”作為全國軍隊的最高管理官，除管理國家軍賦和組織軍事訓練外，還是軍法的執行者。
如《周禮·大司馬》：“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及戰，巡陳，胝事而賞罰”，“大役與慮，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