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載：楚■子建的采邑城父有“司馬奮揚”，“此城父司馬即《周禮》都司馬之職也”②。
此外，由於周代實行分封製，“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大夫之家也設有“司馬”，稱“家司馬”。⑦思⑦兔⑦網⑦
周代司馬管理軍賦，而卿大夫大多“有賦於軍”（《左傳·昭公十六年》），並隨國君征伐，所以卿大夫之家也設“司馬”以掌軍賦。家司馬又稱馬正，《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氏以公 為馬正”，《左傳·定公十年》載叔孫氏家臣“公南為馬正”，賈逵注雲：“馬正，家司馬”。依周製，國司馬、都司馬均由王親自任命，而“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公”與“私”相對，“公司馬”也就是“國司馬”，而“都司馬”和“家司馬”又受製於“國司馬”，這就表明在西周時期不論王室、諸侯國，還是卿大夫之家，一切武裝力量均受天子節製，而天子之所以能對全國軍事力量實行有效控製，正是仰賴於各級司馬，所以“司馬”的設立無疑是西周奴隸製軍事完備的一個重要標誌。
① 楊寬：《西周中央政權機構剖析》，《曆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
② ［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
４．西周晚期的軍事製度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政治製度也總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和變革。
前麵我們根據古文獻記載結合金文所論述的西周軍事製度反映的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情況。
而當周朝曆史發展到中後期，具體地說自懿王時開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史記·周本紀》），至夷王時國勢更加削弱。
《後漢書·西羌傳》引《古本竹書紀年》謂：“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虢季子白盤》銘文亦載：“虢季子白作寶盤，丕顯子白，■武於戎工，徑■四方。搏伐ǎ狁，於洛陽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可見戎狄交侵十分嚴重。到周厲王時情勢更有甚於此，《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載：“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後漢書·西羌傳》載：“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
《後漢書·東夷傳》載：“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
可見由於厲王的暴政，導致內憂外患相互交織，尤其是淮夷寇周一役，直逼宗周，周朝統治岌岌可危，厲王迫於形勢最後動用了“西六師”和“成周八師”兩大軍隊的兵力及衛武公的軍隊全力反攻，方才勉強度過難關保住大局（據《禹鼎》銘文）。
總之，在厲王前由於積弱之勢已成，加之厲王的“無道”，東南與西北，淮夷和戎狄相繼侵擾，戰爭規模不斷擴大，周王室14師的兵力競難於應付，周王朝的統治麵臨嚴重危機。在此情況下，周厲王進行了一次較大的社會政治製度改革，即《國語·周語下》所說的“厲始革典”，而軍事製度的改革則是這場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周厲王的軍事改革奠定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時軍事製度的基礎。
從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看，周厲王要安內禦外，最迫切解決的就是軍事力量不足的問題，因此其改革的目的在於擴充軍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