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能力，大張旗鼓地公開與商對抗，必將遭致武力鎮壓。
呂尚對此有充分認識，為達到剪商和增強自身實力的目的，他認為首要的問題是要讓紂王喪失警惕，使其不以武力幹預周的發展。
呂尚曾對文王說：“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有將動，必有愚色”（《六韜·武韜·發啟》），又說：“因其新喜，以順其誌。彼將生驕，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六韜·武韜·文伐》）。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姬昌與呂尚采取了一係列麻痹紂王的措施。
首先是偽示恭順，據1976年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宮室建築基址出土的甲骨卜辭載，文王曾在周原建立商的宗廟，祭祀商王的先祖，並讓商王到周的統治區內進行狩獵活動①。
與此同時，周“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襄公四年》），將許多叛離商王朝的小方國聯合起來，形成實際以周為首的反商力量聯盟，而在表麵上卻由周帶頭，率領它們共同臣服於商。
其次，故意製造姬昌沉湎於享樂的假象，在周國都“為玉門，築靈台，列侍女，撞鍾擊鼓”（《資治通鑒外紀》卷二）。
由於文王處心積慮地運用了上述謀略，使雖然聰明卻為自己的驕橫所蒙蔽的紂王產生錯覺，認為文王無意與商爭奪天下，堅信周對自己是忠心不貳的，還說：“西伯改過易行，吾無憂矣”（《南淮子·道應訓》）；於是解除了對周的警惕，一改原來“欲殺文王而滅周”（《呂氏春秋·行論》）的想法，反而“賜命西伯得專征伐”（今本《竹書紀年》），放棄了對周的防範，並放心大膽地將主要軍事力量用於對付東方的夷族。
這樣，不僅使商的實力在東方戰場上大為消耗，為周後來的決戰進攻減少了阻力，而且獲得了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使周得以在西方迅速擴大和增強自己的實力。
第二，修德政，攬眾心。
呂尚在出仕之前，作為呂國奴隸主貴族的後裔，曾受過嚴格的貴族教育，不僅掌握有豐富的政治、軍事知識，而且對商朝晚期的政治情況極為留心，對商王朝統治的現狀有較深刻的認識。他認為商王朝之所以由一個實力雄厚的大國而終於陷入眾叛親離、國勢日衰的境地，皆因商王“修政不德”。
有鑒於此，他在與文王討論如何“以國取天下”時，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立斂”即收攬人心，而要達到收攬人心的目的，則應“愛民”和與民“同天下之利”，這樣自然就會“天下歸之”（《六韜·文韜》）。
在這一思想主張的指導下，呂尚輔佐文王更好地“修德行善”，以爭取人心，在內政上推行了一係列較為開明的政策：
實行“有亡荒閱”的政策，以爭取奴隸主貴族的擁護，穩定奴隸社會的統治秩序。所謂“有亡荒閱”頒布於文王遷都於豐之後，當時階級矛盾極為尖銳，奴隸逃亡現象十分普遍，各級奴隸主貴族既害怕自己的奴隸逃亡，卻又競相收留別人的逃亡奴隸，以致奴隸製社會的統治秩序很不穩定。
“有亡荒閱”正是針對這一情況而製訂的一條保護奴隸主利益的搜索逃亡奴隸的法律，規定：無論何人不得擅自收留逃亡奴隸，必須歸還原主，並定期進行大規模搜查。
這條法律得到了奴隸主比較普遍的擁護和支持，穩定了社會秩序，為周滅商奠定了政治基礎，因此《左傳》稱：由於文王實行了“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左傳·昭公七年》）。
重視社會生產，體恤民艱，以爭取平民百姓的擁護。
由於商統治者的橫征暴斂和大小奴隸主的殘酷剝削，奴隸大批逃亡，社會生產凋敝，民眾生活十分困苦，特別是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境況更為淒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