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以及“愛民”、“惠民”、“修德”等，盡管這些思想完全形成於春秋戰國時代，但其思想淵源則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湯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認識到人心向背對戰爭的影響。對照呂尚在滅商戰爭的準備和實施過程中的各項政策措施，我們不難看出《六韜》中收攬人心的思想與呂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
再者，與呂尚同時的周公也曾說過：“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後產生的軍事理論著作《軍誌》、《軍政》也有“有德不可敵”等，與呂尚的思想亦可謂一脈相承。
由此可見，通過對曆史經驗的總結，結合對敵鬥爭的需要，作為周軍政大員的呂尚，完全有可能已認識到人心向背與戰爭勝負的關係，因而采取了適合不同階層要求的一係列措施，以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和擁護。
但是由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他強調的爭取人心，主要是為了穩定奴隸製的社會秩序、緩和民眾及奴隸們與奴隸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實現既定的政治目標。
如《文韜》第一章開篇就直言不諱地用釣魚米比喻收攬人心，即“緡（釣線——引者注）微鉺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盡力賣命——引者注）”，可見呂尚爭取人心是以維護奴隸主貴族統治利益為前提的。
第二，主張政治攻心，瓦解敵人
《六韜》第二篇《武韜》中，有《文伐》一章，所謂“文伐”即今天所說的政治攻勢，與“武伐”相對。
《文伐》的內容分為十二節，主要是談如何運用政治攻勢來瓦解敵人，達到武伐所不能達到的效果，並為武伐創造有利條件，如“因其所喜，以順其誌”、“親其所愛”、“尊之以名”，“輔其淫樂”、“養其亂臣”、“收其內，問其外”以及“賂以重寶”等等。這些內容雖然多是戰國時流行的思想，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與呂尚輔文王時采取的麻痹紂王，分化瓦解商統治集團的種種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說《文伐》中的思想是呂尚思想的記錄和闡發。
可見呂尚已經認識到了軍事與政治的關係，即為了奪取戰爭勝利，不能一味靠軍事進攻，還必須善於實施政治攻勢，隻有將二者緊密結合，才能順利地實現戰爭目的。
當然，呂尚在這方麵的思想還很膚淺，還未係統深入，隻能認為《文伐》中的部分思想是呂尚已經具備的。
第三，文武並重，謀略為先
《六韜·武韜·發啟》中說：“全勝不鬥，大兵無創”，“大智不智，大謀不謀”，意為戰爭在於以智取勝，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勝利，而要做到以智取勝。高明的人運用智慧於無形，使人不見其智，運用謀略於作戰之前，使人對其意圖不能察覺。
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強、離親、散眾”，就要“因之，慎謀”，就是說要對付強敵，要使其眾叛親離，最好的辦法是表麵順應敵人的意圖，實際上則秘密運用謀略。
另外，在《兵道》章中還說：“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即用兵之道在於把握戰機，造成有利形勢，要造成“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的假象，以迷惑敵人。
以上這些論述與呂尚在滅商之戰中不因自己勢力的迅速發展而立即發動決戰進攻，自始至終沒有忘記用智謀削弱敵人，壯大自己，當商王朝分崩離析之際，又不失時機毅然發動進攻等政治、軍事措施是大致相同的。◆思◆兔◆在◆線◆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