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足以說明《六韜》中重視謀略製勝的理論，實來源於呂尚的軍事思想，是呂尚謀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4、呂尚對中國軍事史的重大貢獻
呂尚是我國最早的偉大軍事謀略家之一，他之所以偉大，不僅在於他曾輔佐周王在滅商建周和鞏固周朝統治的軍事活動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還因他對中國軍事史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綜合呂尚的軍事思想及在軍事活動中的表現，其對軍事史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敢於對當時在軍事領域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天命”思想提出挑戰，注重人對戰爭的指導作用，將謀略視為對敵鬥爭的重要手段，並創造了以謀製勝的最早戰例，為“兵者，詭道也”的軍事理論開辟了道路。夏商之交，天命論在人們的思想中仍占統治地位，軍政大事均需占卜祈請上天指示方可行動，從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辭看，其中相當一部分與軍事有關。在當時不僅出征之前要卜問吉凶，而且還要占卜以擇吉日。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人們對戰爭本身的認識還很膚淺，成敗均被看成是天命所致，因此人在戰爭中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
當時能看到的隻是人的數量與勇力，至於指揮人員的主觀能動作用，尤其是智慧與謀略的運用，幾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因而當時的戰爭簡單地表現為戰爭的發動與戰場上的格鬥。
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處於商末周初的呂尚，通過對過去戰爭和自己軍事實踐經驗的總結，初步認識到了人的指導作用對戰爭的重要意義。
在滅商戰爭的準備過程中，充分運用自己的智慧，輔佐周王采取了一係列的“文伐”措施，而在選擇決戰進攻時機的關鍵環節上，極力堅持人（即自己）的分析判斷，作出了正確的決策，創造了“謀攻”的著名戰例。這種勇於衝破天命思想束縛的果敢舉動，實屬難能可貴。
盡管他的這種開拓之舉沒有也不可能改變當時的社會思想，但畢竟動搖和削弱了這種落後思想的影響，為當時及後來者進一步認識人的智謀與戰爭的關係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對我國軍事理論的建立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為我國軍事史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他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人心向背對戰爭的重要影響，有意識地把政治攻勢與軍事攻勢結合起來，為我國戰略學的產生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原始社會末期直至夏商之際，中國軍事雖然在不斷發展，但總的來看，即使到商代，戰爭的方式依然很簡單，規模也很有限，軍隊以貴族成員為主體，數量不多，戰爭通常是在一個戰場進行，一次戰鬥即決出勝負，即是還處於戰爭與戰鬥難以嚴格區分的階段。
當時人們還沒有從多角度來宏觀把握戰爭，人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戰場上，戰爭被視為單純的武力較量。
這種對戰爭的認識，在強大的王朝對方國部落的戰爭中似乎從來都是正確的，隻要有人數和裝備的優勢，取得戰爭的勝利便沒有問題。
但對於作為一個方國要想與商王朝爭奪天下統治權的戰爭來說，這顯然行不通，因為周崛起後雖不斷擴張勢力，但與統治天下已有數百年曆史的商王朝相比，無論是政治力量還是軍事實力都處於劣勢，想單純靠戰場上的鬥爭來實現滅商大業是不可能的。
麵對這一現實，呂尚在思考滅商方策的過程中，隱隱約約感覺到在軍事力量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