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一文之後，已複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為憤懣。
也就是說，自從皇帝發下求言詔書以來，上書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許多有見地的奏章，發到有關部門討論的時候，得到的隻是“沒什麼價值，不必討論”這幾個字的答複，或者發到各省執行，但是一通上諭之後，各地沒有反應，朝廷也很快忘了這件事。讀書人掏心掏肝的血誠，隻變成了辦事員紙簍中的廢紙。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憤懣。
曾國藩的心情越來越焦急。因為天下大亂已經從可能變成了現實。鹹豐元年，太平軍起，很快席卷廣西。對於這場大亂，鹹豐皇帝毫無準備。他就像一個沒頭的蒼蠅一樣，指揮混亂，布置失措。曾國藩的內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
內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裏，饑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閽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也就是說，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間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終是個什麼結果。再觀天下，到處是貧不聊生之人。向前無法貢獻自己的才智於國家，退後無法很好地營謀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書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曾國藩認為，要想挽救大清帝國，隻有敲打醒這個糊塗皇帝才行。在強烈的責任感支配下，以謹慎聞名的曾國藩做出了一個晚清官場極為罕見的舉動：直言批評皇帝。他上了《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鋒芒直指鹹豐皇帝的三個缺點：
一是見小不見大，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他批評皇帝有“瑣碎之風”，“謹於小而反忽於大”，成天把精力用於挑大臣們禮儀疏漏之類的小毛病，苛於小節，疏於大計，對派往廣西鎮壓起義的人員安排不當。
二是“徒尚文飾，不求實際”。鼓勵大家進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見，其中怎麼也會有幾條有見解的吧？結果卻都是批了“無庸議”三字而已，沒有一項落實。“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裏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偶爾有幾個被肯定的，也沒有好結果。剛剛親書手諭表彰倭仁，不久就驅之於萬裏之外。剛剛發布肯定蘇廷魁的聖旨，不久又批評他是離經叛道。看來您所謂求言，並無誠意，隻不過是想獲得肯於納諫之虛名而已。
三 批評皇帝與被“京師權貴唾罵”（2）
三是剛愎自用，飾非拒諫，出爾反爾，自食其言。一開始說聽取大家意見，現在卻動不動就說“大權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參末議”。
曾國藩希望自己的這道奏折，能起到當頭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轍。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在朝廷中引發直言的風潮：
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大臣）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餘意也。
這個想法顯然是相當天真。明代大臣以冒著生命危險批評皇帝為榮，對皇帝嘻怒笑罵者本多，但清代體製威嚴，君臣之分，凜若天淵，大臣們給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務為恭順，極少諫諍之語。自從乾隆初年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之後，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間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評皇帝的奏折。年輕氣盛而又自尊心特別脆弱敏[gǎn]的鹹豐皇帝的反應可想而知。史載“疏上，帝覽奏大怒，摔諸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國藩抓起來。幸虧祁雋藻、季昌芝等大學士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國藩免於獲罪。在大臣們的勸諫下，鹹豐皇帝轉而假惺惺地誇獎了曾氏幾句，但又下了長篇上諭，細細為自己一一辯解，針鋒相對地駁回了曾國藩的主要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