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滌帥與我,情意郛洽之至”[ 《左宗棠全集·家書》。]。這是雙方合作中最情投意合的一段。

獲得了更大平台的左宗棠的才幹更揮灑無餘,他竭盡平生才力,專注於浙江軍事。同治二年三月,清廷超擢他為閩浙總督。

左宗棠擔任巡撫,已經屬於破格超升。而僅僅一年之時間,就又擢升總督,居然與曾國藩平起平坐,分庭抗禮了。他在家書中說:“近奉衝聖寄諭,吾與滌公均平列。”這一年多中間,左宗棠並無特殊建樹,何以如此輕鬆取得與曾國藩平列的地位呢?

這道聖旨的背後隱藏著大清朝廷極為深刻的用心。原來,曾國藩此時權傾天下,擁兵過廣,已經令清廷不放心了。他們怕曾國藩尾大不掉。使左氏與曾分庭抗禮,就是為了分裂湘軍,牽製“兵權過重”的曾國藩,達到分湘係集團而治之的目的。

而之所以起用左宗棠來牽製曾國藩,是因為清廷敏銳地發現,左宗棠與自己的恩主曾國藩之間出現了矛盾。

四 “絕無良心科第二名”(1)

隨著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與曾國藩的關係又一次出現了惡化。

首先當然還是用兵方略上的爭執。

投身曾國藩之前,左宗棠批評起曾氏之兵略從來沒有客氣過。既為麾下之後,左宗棠對曾的許多軍事判斷雖然不再公開嘲諷,但與朋友們交流時仍直言不諱。比如聞聽太平軍占領浙江後,曾國藩的判斷極為悲觀,驚呼道:“現在蘇、浙兩省膏腴之地,盡為所有,窟穴已成,根柢已固,……東南大局,收拾愈難。”左宗棠卻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太平軍舍棄長江中遊的安慶地區,而專集於下遊,“大局頓有轉機”[ 《左宗棠全集·書信》,《答劉印渠》。] 。事實證明左的看法確實比曾更有見地。

早在鹹豐十年三月,左宗棠就建議曾國藩“先以偏師謀取吳越”。曾國藩卻堅持所謂“穩紮穩打”之法,拒絕此議,進駐皖南萬山叢中的祁門。左宗棠雖然沒有公開批評,卻在寫給兒子的信中流露出輕蔑之色:“滌公於我極親信,毫無間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鄉.恐終非戡亂之人。”

離開曾國藩羽翼之後,左宗棠開始接連不斷地與曾國藩爭辯兵機。他認為曾國藩用兵過於拙滯,對自己的束縛過多,在信中經常對曾發出抱怨。隨著浙江巡撫做得越來越順手,左宗棠對曾國藩的批評也越來越直言不諱。在給駱秉章的信中,他這樣表達自己的委屈:“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而籌餉亦非所長,近日議論多有不合。祇以大局為重,不能不勉為將順,然以難矣。”

入浙之初,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建議還是惟命是從至少積極響應的,但隨著他在浙江腳根紮穩,對曾國藩就越來越輕慢起來。曾國藩對周開錫,李慶霖二人十分反感,要求左宗棠斥退他們。左宗棠卻對曾國藩的用人之道不以為然,“恪靖(指左宗棠)嚐謂文正(指曾國藩)無知人之明,故文正所棄者,無不重用”[ 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李楚材》。],反而委此二人以重任。同治元年,當太平軍進攻曾國荃部時,曾國藩要求左宗棠派蔣益灃一軍往援,左宗棠卻拒不從命。曾國藩於浙事或者楚軍的“大調度”,都通過書信或者谘文商之於左,可是左卻“每置不肯”。曾國藩寄給左宗棠的信件,左動不動就不予回複。以至於曾國藩在一封信中這樣抱怨道:“每有大調度,常以緘、谘敬商尊處,公每置之不論,豈其未足與語耶?抑自足而拒嘉謨耶?盍亦箴砭而推挽之?”

與左宗棠的合作中,曾國藩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角色。和別人他不好說什麼,隻能對親兄弟一吐肝肺。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他在致曾國荃的信中這樣說:“餘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軍之力,受氣不少。此後餘決不肯多用圍城之呆兵矣!”鬱怒之態,溢於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