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人類學的興起也是一例。據說20世紀後半期加拿大學者弗萊是在文藝學領域中第一個提出文學人類學設想的人。60年代美國學者維克裏（John B．Vickery）在其主編的論文集《神話與文學：當代理論與實踐》中大力提倡人類學的文學批評。這本論文集中所收入的布洛克（H．M．Block）在《文化人類學與當代文學批評》一文中明確指出，隻要瀏覽一下當時的批評刊物，便可看到人類學的觀念和技巧如何滲透到文學批評之中。就在文學批評家的“文學人類學”興起之時，作為新曆史主義的文學人類學研究--文化詩學也應運而興。文化詩學的理論重心在文化文本的文學而不是文化中的文學，其研究方法在於溝通和協調作者、文學自身，以及社會規範三種話語，防止由單一視角的偏執所造成的見木不見林的盲視，從而在文化的整體網絡中重構藝術作品、作家和讀者之間的有機聯係。
在文學家向人類學靠攏的同時，人類學家也表現出了對文學的關注，1988年波亞托斯在11屆人類學民族學世界大會上發表了《文學人類學：走向一個新的整合領域》的長篇論文，對文學人類學的整體構想和研究程序、研究範式做了全麵論述。美國學者恩尼格更是深思熟慮，對文學人類學學科的構建提出了係統的綱領，使得文學人類學頓成人類學屬下的一個分支，而不再是文藝學的分支。
文學與人類學在中國的互動也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這首先以弗雷澤的《金枝》和弗萊的《神話--原型批評》在中國的出版為先導，1990年《文藝爭鳴》即推出了《方克強的文學人類學批評》欄目，1992年叉推出了《葉舒憲的文學人類學研究》專欄，出版了方克強的《文學人類學批評》、肖兵的《楚辭的文化破譯》、葉舒憲的《詩經的文化闡述》。正是在這種人類學與文學互動的氛圍中，1996年8月一批中青年學者在長春參加第五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年會上發起組織“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1997年11月，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在廈門召開了“首屆中國文學人類學研討會”。在這次研討會上，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了文化人類學筆記叢書五種，即彭兆榮的《生存於漂泊之中》、易中天的《讀城記》、潘年英的《扶貧手記》、王銘銘的《山街的記憶--一個台灣社區的信仰與人生》、徐新建的《苗疆考察記--在田野中尋找文本》。這實際上是中國文學人類學學者方陣的一次集體亮相。隨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正式推出了“文學人類學論叢”，已先後出版了孫紹先的《英雄之死與美人遲暮》、呂徽的《神話何為--神聖述事的傳承與闡述》、李福清（俄羅斯人）的《神話與鬼話--台灣原住民神話比較研究》、吳光正的《古代小說的原型與母題》、葉舒憲的《文學人類學論》、《文學與治療》、《性別詩學》等七種。在《文藝研究》、《東方叢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等期刊大力發表有關文學人類學的論文之後，在文學期刊中居“老大”地位的《文學評論》也開始刊發文學人類學的論文。與此同時，一些高等院校，如四川大學、海南大學、蘭州大學、湘潭師院等已把文學人類學列為學科建設的方向。四川大學還成立了文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由此可見，文學人類學在中國已初成氣候。
曆史人類學的勃興又是一例。曆史學與人類學的互動雖然萌起於19世紀的法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得到過年鑒學派的提倡，但是直到六七十年代才成為國際性的學術潮流。這種潮流的出現，一方麵是人類學家對曆史的關懷，對此加拿大人類學家瑪麗蓮·西佛受（Marilyn Silvennan）和格裏福（P．H．Gullirer）在他們主編的《走進曆史田野：曆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中分析其原因時說：
1．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於社會和文化變遷研究的日益關注，鼓勵人類學家對過去做進一步考察，並且承認廣泛收集曆史材料和貫時性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2．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於社會過程和社會生活動態的關注也開始發展。當人類學家嚐試了解各種不同的社會過程時，他們就必須查看各種社會體係、製度、角色、價值觀念以及互動模式如何在悠長時間中實際運作，這也就要求人類學家考慮到真實的時間、時光的流逝以及曆史。
3．20世紀60年代後期馬克思主義引入人類學，帶來了適合幹地方性分析（如小商品生產）的新概念，也提供了其他要做相當修改才能應用到地方性研究（如生產模式、階級、上層結構）的概念，於是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對依賴理論和世界體係論的日益關注不謀而合的走向，也促使人類學家提出曆史性取向的要求。
4．人類學家變為更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更覺察到人類學這一門學問發展的曆史和脈絡條件，當他們在反省人類學根本就是“帝國主義之子”--一門學科量其從事人員的社會文化脈絡控製到什麼程度之時，人類學家已被引導去考慮他們工作其間的曆史脈絡，這也促使他們把這種考慮延伸到他們所研究各民族的曆史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