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積極正麵的政策也會有消極負麵的影響，有時政策執行的結果與決策者的初衷相去甚遠，世界其他國家也有這方麵的例子。我們真的應該認真反思建國以來民族政策的製定、執行中的經驗教訓。你什麼時間去的新疆？
靳：1998年暑期，我從西藏昌都地區回京後即赴新疆調查。著急忙慌地趕著去也是因為工作中的壓力。在新疆班講課，難度相當大。我剛到黨校不久時，一次在講課前參加學員的小組討論，整整一個半小時，那個小組的全體少數民族學員都用維吾爾族語討論，一句漢語也不說。那時還年輕，工作經驗不足，竟不知如何處理，手足無措中一直呆坐到討論結束。新疆班的少數民族學員是地廳級（或縣處級）的領導幹部，講漢語根本不成問題，這種“故意為之”是要營造一種疏離的氛圍。在課堂上，對教員闡述的理論觀點，不同民族的學員反應差異極大，有時學員之間就在交流會上爭得麵紅耳赤，細究起來，當中情緒化的東西很多。學員民族成分的多樣化使課堂的講授難度增大。不了解新疆，不把握新疆民族關係的現狀及問題所在，真的難以在講台上自圓其說地對理論照本宣科。1998年夏季在新疆50多天的時間裏，我從烏魯木齊動身，下石油新城庫爾勒，跨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經美玉之地和田，曆南疆重鎮喀什，翻越天山冰大阪，達北疆名城伊犁，穿過新疆美麗廣袤的土地。一路上訪談學員、召開座談會、走訪農戶和牧民，對新疆的民情、區情增加了感性層麵的認識，也促進了理性層麵的思考。
徐：新疆的情況與西藏不一樣，有它自己的特點。你怎樣看新疆的民族關係問題？
靳：新疆的民族關係最重要的是維漢關係。維吾爾族、漢族是新疆居民中人口最多的兩個民族，維漢民族關係是新疆各民族相互關係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對。影響維漢民族關係的主要因素集中在兩個方麵：文化和資源。
文化問題。由於曆史上政治、經濟、地理上的聯係，維、漢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曆史悠久，但建國前民間直接而有效的交流極少。50年代後漢族人口的大規模遷入，兩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得到推動和發展，交流的雙方都受到對方文化的影響。這種已經發生、正在發展的文化融合呈現出一種“多元形勢”，既有開始交融和涵化的方麵，又存在矛盾狀態和一定程度的文化對立。語言、飲食和風俗習慣上的交融在漸進平和地進行，雙方處於不對稱的互動中；宗教作為民族的文化邊界，至今仍是弱勢民族自我隔離和抵製文化涵化的重要因素。調查研究表明，在維吾爾族自身的伊斯蘭教傳統文化與中國主導文化的相遇中，由宗教因素產生的持久對立、抗拒和不接納使兩者目前仍處於對峙、衝突狀態。近年新疆宗教問題的政治化、國際化使文化融合的過程更加敏感和複雜。主導文化和當地的傳統文化要通過平和的相互滲透、影響而達成文化共享、共識並實現整合有較大難度。
徐：你的看法類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靳：問題沒有老亨說的那麼絕對和邪乎，但兩種文化間的衝突在宗教問題上的表現是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