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你不是搞醫學人類學的，為什麼對艾滋病問題產生興趣？
靳：這還要說到2001年春天景軍教授籌辦的那個會議，會議對參會的人類學、社會學界的同仁有啟蒙作用。會議上諸多專家的發言讓大家了解到，艾滋病不僅是一種傳染病，也不僅是“墮落”、越軌的邊緣人群的專利，艾滋病已成為一個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當時，中國政府報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達60餘萬，專家估計實際數量大於此數，若得不到有力控製，2010年艾滋病感染者將達1000萬。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控製艾滋病，醫療負擔的增加和青壯年勞動力的減少將成為長期經濟增長的嚴重障礙，並給地區穩定和國家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艾滋病在中國的急劇蔓延已經嚴重威脅著中華民族的民族安全和民族發展。
防治艾滋病要靠多學科的合力，對艾滋病的“治”主要依靠醫學科學，包括疾病的治療、疫苗的研製、藥物的開發；但艾滋病的“防”則要靠社會科學，包括全體社會成員的預防知識普及、觀念轉變、其傳播的經濟、文化途徑的阻斷。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我們，有責任義務從不同的角度參與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減少其社會危害。
徐：聽說你作的項目是在中央黨校開展的，為什麼？中央黨校的學員是中高級領導幹部，與一般認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目標人群完全不同。
靳：我通過調查和思考發現，黨的中高級領導幹部，尤其是中級（地廳級）和次中級（縣處級）領導幹部是中國目前防治艾滋病工作最重要的目標人群。
參加了景軍會議後的一段時間裏，我與黨校的學員討論、交談，會有意無意地提及艾滋病問題，我發現這些黨委政府的中高級領導幹部對艾滋病的知曉率很高，但對艾滋病問題的認識水平較低，有明顯的道德化、意識形態化趨向。一種較普遍的看法是：隻有性亂、吸毒的墮落人群才會得艾滋病，這些人死了活該，與我們無關。有的幹部提出疑問：英國人為什麼要出錢幫中國防治艾滋病，肯定有政治企圖！有的幹部說：衛生部支持在娛樂場所發放避孕套，對吸毒者實施清潔針具交換、美沙酮替代療治，是縱容犯罪！
在中央黨校的問卷調查表明，國務院1998年以來下發的防治艾滋病法規性文件，我們的領導幹部基本上一無所知；40．9％的領導幹部認為艾滋病防治工作與自己的工作沒有關係，36．8％的人否定“艾滋病在我國已進入快速增長期，威脅到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在《中國預防控製艾滋病中長期規劃》中，中央政府設定的目標是：“建立政府領導、多部門合作和全社會參與預防和控製體係，控製艾滋病的流行與傳播”。就我們中高級領導幹部目前對艾滋病問題的認識、觀念和態度，實現這一目標基本不可能。
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各級領導是艾滋病防治工作最重要的目標人群，他們是中央政府防治政策的執行者，又是地方防治政策的製定者，是全社會艾滋病防治的領導者，他們對此問題的認識關係到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效和未來。同時，由於製度性的原因，在相當數量的領導幹部中存在高危易感行為，這既危害他們自身的安全，還因為他們的示範作用，對社會也有較大影響。因此，防治艾滋病，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教育和動員各級領導幹部。
徐：中央黨校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你如何開展活動？
靳：請教了一些老師，結合黨校的特點，我決定在中央黨校開展艾滋病防治政策培訓研討活動。活動有幾個內容：（1）報告會，請專家講授艾滋病的基本知識、艾滋病的社會危害、中國政府的防治政策、國外的成功防治經驗；（2）研討會，請專家引導學員討論防治艾滋病的政策問題；（3）問卷調查，分為活動前的基線調查、活動後的效果檢測調查。得到中英項目辦、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得到相關專家和一些老師的支持鼓勵，2001、2002年在中央黨校搞了三次項目活動，效果很好。問卷調查的統計分析顯示，參與政策培訓研討活動的領導幹部，基本上清除了在防艾政策上的盲點，提高了艾滋病相關知識的知曉率，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對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視，對政策措施的看法亦有較大改變。參與活動的學員認為，這種研討活動很好，非常必要，能提高參與者的責任意識、改變態度和觀念，有利於將來在工作中做出正確的決策。學員正麵積極的反饋給我很大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