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艾滋病的項目受到很多人質疑。同事說：好好地做民族研究，搞什麼艾滋病，一聽這名就硌硬。有的還說：中央黨校搞這個，丟人。南方的學界同仁說：你們北京人怎麼盡搞艾滋病？北大的老師說：艾滋病不能作博士論文（題目）。我這樣想，艾滋病是重大的社會問題，我們搞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應該有一種責任感；平時常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有大難，每一個知識分子都不能漠不關心。另外，重大社會危機出現時，對社會是大不幸但對研究社會的人是一種幸運，對研究社會的學科是一種發展的契機。對艾滋病、SARS之類的重大社會危機問題，各學科都要有所回應，各盡其力。
徐：有社會責任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為人類的知識庫增加財富是我們研究的重要目的，但也並不妨礙我們對現實有所貢獻。
人類學比較特殊的一點是需要做大量的田野，作為一個女性。你有什麼體會？有沒有覺得特別的困難？
靳：徐老師這個欄目已訪談了二十多位民族學人類學家，但我印象中女性不多。這也很正常。因為在我們這個男性中心的社會裏，進入學者領域的女性數量很有限。一些女性朋友常抱怨做女人太累，我自己倒覺得做女人比男人更自由，沒有必須成就事業的社會壓力，可進可退。壞處是壓力小有可能成績也少，取法乎中得乎其下也。做田野調查，女性和男性的辛苦是一樣的。最特殊的一點，可能是女性由於生理和文化的因素麵臨著性侵犯的危險和困擾。業內傳說在瀘沽湖邊有若幹個小××（某知名人類學家），當然可能是無稽笑話，但女人類學家就不可能如此“瀟灑走一回”，反而在田野作業中要盡力避免受傷害。另外女性要牽掛的東西會多一些，比如我假期去作調查時，首先要把女兒安頓好。女兒常受小朋友們羨慕的是已坐過近20次飛機，因為她從四五歲就開始在假期獨自坐飛機回雲南姥姥家。我在短期外出開會前要買各種速凍食品、水果、蔬菜將冰箱塞滿，有時真的想做一個大餅套在他們脖子上，省得我掛心。
回望人人類學之門後20餘年的曆程，心中很多感激。感謝給我啟蒙、引路的楊堃先生，感謝給我又一次學習機會和諸多指點的費孝通先生、馬戎先生，感謝一直幫助、鼓勵我的朋友們，也感謝理解支持我的家人。還要感謝人類學，它讓我看到許許多多旖旎奇異的自然風景和人文風景。古人說：人生如逆旅。又說：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我理解，人生的旅途中有無數風景，讀書、行路都是為了看景，搞人類學這一行尤其能更多地看景、更好地看景。人生最快樂的莫過於看風景。我喜歡人類學，一路行去，風景逶迤。
徐：謝謝你接受訪談。
靳：謝謝徐老師。
原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