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們對作為民族共同體的漢民族是很不了解的。南北漢人之不同是公認的事實，北京話與廣州話根本上無法交流。如果我們再細觀察一下，漢民族之中，豈止是南北漢人不同！在我的老家浙江，寧波人與溫州人是不一樣的，與杭州人也不一樣，與金華人也不一樣，這些漢民族的族群各具方言和不同的文化人類學的特點；在我工作的廣西，情況也是這樣，廣西漢民族的不同族群：客家人、白話人、平話人、桂柳人，甚至還有“高山漢”等也各具方言和不同的文化人類學的特點。所以，漢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我們必須對他有一個全麵深入的認識和了解，不僅要了解漢民族的曆史，還要了解他的文化；不僅要了解他的特征，還要了解他的構成。總之要了解漢民族的方方麵麵、裏裏外外，用人類學家的話來說，就是要認識漢民族的“自我”。認識自我，這是一個民族成熟的標誌，這就是漢民族研究重要意義和價值之所在。
2．漢民族研究是研究少數民族以及認識中華民族的需要。“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離不開漢族”，這是對中國各民族幾千年來民族關係的高度概括。這種關係延伸到學術研究上來看也完全如此，即研究漢民族離不開對少數民族的研究，研究少數民族也離不開對漢民族的研究。譬如，我們研究漢民族的曆史深知漢民族從起源到形成到發展，無一不是多元的。在漢民族發展史的各個時期均有大量的少數民族加入，如在漢民族的起源時期，不僅有炎黃和東夷兩個集團作主源，還有苗蠻、百越、戎狄作支源：在漢民族的形成時期，不僅有夏、商、周、楚、越諸族的溶合，也溶合了部分蠻、夷、戎、狄；在漢民族的發展時期，不僅同化了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烏丸、黨項、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也同化了部分南方的俚、僚、蠻等少數民族。試想，在研究漢民族時如果不研究中國曆史上的這些少數民族，漢民族的研究如何才能獲得真諦？研究當代漢民族也莫不如此，譬如廣西的平話人，據有的學者研究是北宋時狄青鎮壓依智高的部隊屯守廣西後與壯族婦女通婚，吸收了大量的壯文化後形成的。試想，研究平話人，如果不研究宋代的壯族，恐怕對平話人的研究很難取得有價值的成果。還有研究粵語的學者提出漢語粵方言與百越越語的淵源關係。試想，如果研究粵方言不研究百越尤其是南越的曆史、語言和文化，恐怕也很難取得新的成果。凡此等等，不勝枚舉。
研究漢民族離不開對少數民族的研究，反之亦然。如我們研究東北內蒙少數民族的民族過程，可以發現一個奇特的曆史現象，即夏、商、周以來在白山黑水的哺育下，在蒙古高原的懷抱裏，少數民族一茬又一茬地形成、發育和發展。最早興起的一茬是夏、商、周時的肅慎、暘狁、東胡、林胡和樓煩等族；戰國時暘狁發展為匈奴，東胡的大部分發展成烏丸和鮮卑；兩漢之時繼肅慎而起的是挹婁、夫餘和高句麗，但曾幾何時，東北內蒙的這一茬少數民族在南北朝以後都消融於漢民族之中了。接著興起的一茬是南北朝以後的勿吉、柔然、契丹、女真、室韋和奚等族，隋唐時勿吉發展為靺鞨，其中最著名的是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但曾幾何時，東北內蒙的這一茬少數民族在宋遼夏金以後又都消融於漢民族之中了。再接著興起的一茬是元明以後的滿、蒙、錫伯、達斡爾等直至1949年全國解放，在白山黑水和蒙古草原的民族搖籃裏，還生活著保持原始社會遊獵生活的鄂溫克、鄂倫春、赫哲等少數民族。這種民族過程猶如割韭菜一樣，在白山黑水和蒙古草原的民族搖籃裏孕育出來的少數民族，一旦走出白山黑水、蒙古草原的搖籃，進入中原地區，就被漢民族吸收而消融。而留在白山黑水、蒙古草原的搖籃裏生活的少數民族如同把根留在了這裏一樣，他們可以又一次地經曆民族形成的過程。因此，研究東北內蒙的少數民族，不研究漢民族，也將難獲得東北內蒙少數民族研究的真諦！又如壯族不僅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自治民族，也是全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我們在研究壯族中發現漢文化對壯族的影響既深且廣，拿最能代表壯文化的“方塊壯字”來說，過去人們稱之為“土俗字”，但稍微了解“土俗字”後即可清楚地看到漢字對它的全麵影響，它的會意字利用漢字本體的意義加上一些特殊的符號，或者以兩個漢字彙集而成；它的形聲字利用漢字的偏旁部首作為聲符和意符組合而成，甚至直接借用漢字而成。1987年5月張聲震顧問與我談及壯族“土俗字”的整理問題時，我以占西夏文、古契丹文為例，說明壯族的“土俗字”就是古壯字，建議將要出版的壯族“土俗字”字典應定名為“古壯字字典”（1988年《古壯字字典》正式出版）。可見研究壯族，不研究漢民族也是難以取得有價值的成果的。對此，費孝通先生1983年給《盤村瑤族》一書作序時就深有感觸地說：“我最近越來越感覺到在民族地區做社會調查不應當隻調查少數民族，因為在民族地區的漢族常常對這地區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少數民族的社會不能離開他們和漢族的關係而存在的。要研究民族地區的社會也不能不注意研究當地的民族關係，特別與漢族的關係，希望今後做民族研究的人能考慮我的這種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