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服，寡人是問。”
使者回答說：“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複，君其問諸水濱！”①
齊、楚兩國勢均力敵，楚爲新興大國，齊爲中原盟主，統八國聯軍。但桓公憂慮勞師遠征，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難以深入取勝。
反之，楚見齊爲諸侯霸主，聯軍陣容強大，也擔心齊“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不敢輕啓戰端。
於是，齊、楚雙方在召陵締結了盟約。召陵之盟雖未在軍事上給楚造成什麽損失，但收到了\" 不戰而屈人之兵\" 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對楚國起到了威懾作用，這是齊國在政治上取得的重大勝利。
此後二十餘年間，楚國沒有北進爭鄭，而是掉頭東向，向淮河流域發展勢力。
齊桓公作爲春秋五霸之首，打著“尊王攘夷”的旗幟，在“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的曆史形勢下，創建霸權四十餘年，團結了廣大華夏國家，在軍事上南征北討，沈重地打擊了北方、西方戎狄族的侵擾，有力地阻止了楚國勢力的北進，維持了中原三十餘年的穩定局麵，是有很大的曆史功績的。
（三）晉、楚間近百年的爭霸戰爭
從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起，至公元前546年諸侯弭兵止，在近百年當中，晉、楚兩國的爭霸戰爭一直是這段曆史的主要內容。
其中較重要的軍事活動有四次：
一是城濮之戰，
二是邲之戰，
三是鄢陵之戰，
四是晉“三分四軍”與楚爭鄭之戰。
1、城濮之戰
城濮之戰是繼齊、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戰以後，晉國與楚國之間的一場大戰，在春秋曆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它扼製了楚國的北進勢頭，穩定了中原形勢，奠定了晉國的霸主地位。
關於城濮戰前的形勢，我們在第一章中已作了交代。
泓之戰後，中原列國鄭、許、陳、蔡、魯、衛、曹、宋等都已拜倒在楚國的軍威之下，楚成王又攻占齊國穀地（今山東省東阿縣），擁立公子雍，造成對齊國的威脅。
當時，楚國可以說是勢力強盛、聲威方張。晉國自文公即位以來，對內整頓內政，發展經濟，壯大軍旅，對外尊崇王室，聯絡齊、秦，以與楚國針鋒相對，爭奪中原霸權。晉、楚之戰勢在難免。這是城濮之戰的根本原因。
城濮之戰的直接原因是晉援宋拒楚。
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334年），宋成公因爲其父襄公當年善待過晉文公，與文公有舊交，遂“叛楚即晉”。
冬，楚成王命令尹子玉、司馬子西率軍伐宋，包圍緡（ｍíｎ，音民）邑（在今山東省金鄉縣東北）。
次年冬，楚率陳、蔡、鄭、許五國軍隊包圍宋國，宋國向晉告急。
晉中軍元帥先軫說：“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晉文公采納先軫建議，準備起兵救宋。他在被廬檢閱軍隊，擴編三軍，任命了將佐，從而拉開了城濮之戰的序幕。
晉國君臣十分重視這次軍事行動，確定了政治、外交與軍事總體戰的方針。
在軍事上，決定不直接救宋，而首先討伐曹、衛。因爲“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這一著製敵方案，既可引誘楚師北上，又可坐收以逸待勞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