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士兵要想獲爵位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因爲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交戰雙方的武器裝備相差無幾，又是近身肉搏戰，想要在戰鬥中隻斬殺敵人而自己不受損失，幾乎是不可能的。
新的軍功爵製是以國家授田及土地私有製爲基礎的製度，它不同於舊的份地製。
舊製度以“份地”的形式來酬答服兵役者；新製度以“爵祿”的形式來酬答服兵役者。
因而“爵祿”製較之“份地”製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它能激起廣大官兵對爵祿、田宅和稅邑、隸臣等物質利益的巨大貪欲，從而起到增強軍隊戰鬥力的作用。
事實上，由於軍功爵製的實行，列國也都程度不同地收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
魏國實行軍功爵製最早，所以戰國初魏國以武力稱雄一時。
楚國自吳起變法，實行軍功爵製以後，數年之間便“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①，國勢大張。
秦國的軍功爵製最完善、最合理，所以秦國的軍隊戰鬥力最強。
據《荀子·議兵篇》，齊國的技擊之士冒死戰鬥，所得賞金不過八兩，再無賞賜，具有雇傭兵性質，所以戰鬥力有限。
魏國的武卒“中試則複其戶，利其田宅”，享受免稅免徭役的優待。一旦身衰力竭，優待條件並不改變，所以不但軍隊更新不易，而且優待衆多士卒會造成國庫空虛。受優待的士卒如果戰死則會影響自身的利益，因此戰鬥力不強，是“危國之兵”。
隻有秦國將士有功既賞爵位，又益田宅、庶子，可以成爲軍功地主。如果不斷立功，還可以不斷受賞，直至獲得高官厚祿，所以能“最爲衆強長久”，“四世有勝”。
軍功爵製與舊的“爵祿”製度也有本質上的不同。
據《孟子·萬章下》說，周代的“班爵祿”製度分爲兩級：
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這種“爵祿”製度實質上是分封製的一個內容。
雖然在諸侯和卿大夫有功時，天子和諸侯也有因功行賞的“分職、授政、任功”等賞賜形式，但在這種爵祿製度中始終貫徹一條“親親尊尊”的原則。
這就使得軍功不可能完全與爵祿統一起來，而且依軍功班爵祿的範圍也十分有限，隻能在少數奴隸主貴族中進行，同時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於所賜爵祿的世襲。
換句話說，這種因軍功或事功而獲得的采邑爵祿最終仍表現爲卿大夫的“世卿世祿”製度。
但是，在新的軍功爵製中，“親親尊尊”的原則已爲“不別親疏，不殊貴賤”的原則所取代。
在量功錄入時堅持以“功”爲主要標準，是“見功而行賞，因能而授官”。
在新的軍功爵製下，即使貴如趙國的長安君，“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也要再立新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①。
由於軍功爵在原則上排斥血緣宗法關係，所以賞賜的範圍遠較以前擴大了，不再局限於少數奴隸主貴族，所有參戰的將吏、士卒，隻要立有軍功，都在賞功酬勞之列。
軍功爵製的爵秩也由原來的“卿、大夫、士”等少數級製擴大到自“公士、上造”直到“關內侯、徹侯”等二十餘級。
如果說春秋以前的爵祿製度是一種貴族製度，那麽戰國時的軍功爵製則爲庶民入仕